中國歷史古代篇章

絲綢之路

絲路歷史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但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jīng)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

1868年，德國地理學家和地質學家**霍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銀行的資助下到中國考察。到達上海后，他受上海西商會委托，首次對中國地貌和地理進行了綜合考察，足跡遍布中國大部分地區(qū)。**霍芬在陜西考察后，還計劃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考察，但由于陜甘回民起義和阿古柏入侵等事件的干擾而未能實現(xiàn)。1870年，**霍芬來到河南，考察了洛陽南關的絲綢、棉花市場，參觀了山陜會館和關帝廟。1872年返回德國后，**霍芬主要致力于寫作5卷本的《中國——親身旅行和研究成果》，到去世（1905年10月）前出版了第一、二、四卷。第三和第五卷是他去世后由其學生整理編輯而成，于1912年全部出版。在1877年柏林出版的第一卷中，他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一名，將中國長安與中亞之間的交通往來路線稱為“絲綢之路”。

1910年，德國學者赫爾曼在《中國與敘利亞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從文獻角度對絲綢之路作了進一步的闡述。1915年，赫爾曼在《中國到羅馬帝國的絲綢之路》一文中進一步提出，絲綢之路應當是中國經(jīng)西域與希臘—羅馬社會的交通路線，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小亞細亞和地中海西岸，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nèi)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jīng)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mào)易交往的通道。

傳統(tǒng)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漢唐古都長安或洛陽，經(jīng)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440公里。這條路被認為是連結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數(shù)千年來，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學術考察者沿著絲綢之路四處活動。

隨著時代發(fā)展，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jīng)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tǒng)稱。有西漢張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有長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明朝還有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fā)，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mào)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西漢

先秦時期，連接中國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經(jīng)存在，絲綢正式西傳始于西漢通西域，絲綢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漢張騫鑿空。這個時期，絲綢的傳播源、傳播的目的地、傳播的路線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據(jù)可查，傳播的數(shù)量也非常大，東西方是有計劃、甚至是有組織的進行絲綢貿(mào)易，所以絲綢之路真正開辟于西漢武帝時期。

西漢時，陽關和玉門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的地方，稱作西域。西漢初期，聯(lián)絡東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漢武帝時，中原始與西域相通，開始加強對西域的經(jīng)略。西域本三十六個國，后來分裂至五十多個，都位于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漢武帝聽說被匈奴侵犯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聯(lián)絡他們東西夾攻匈奴。陜西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率領100余人向西域進發(fā)，途中被匈奴俘獲，滯留了10年，終于尋機逃脫，西行數(shù)十日到達大宛。這時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繼續(xù)西遷，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適逢匈奴單于死，國內(nèi)大亂，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趁機回到大漢，受到漢武帝的熱情接待，被封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達10余年，雖未達到目的，但獲得了大量西域的資料，史學家司馬遷稱張騫此行為“鑿空”。張騫歸國后，漢武帝曾遣使探求開辟一條不經(jīng)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后來漢軍擊敗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區(qū)，打通了西漢與西域之間的通道。霍去病在祁連山大破匈奴后，張騫建議聯(lián)絡西域強國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并與西域各國聯(lián)系。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返抵長安，被張騫派往西域其他國家的副使也陸續(xù)回國。烏孫使者見大漢人眾富厚，回國歸報后烏孫漸漸與大漢交往密切，其后數(shù)年，張騫通使大夏，從此，西漢與西北諸國開始聯(lián)系頻繁起來，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漢武帝以軍功封其為博望侯。

但是，西域諸國仍未完全擺脫匈奴的控制，樓蘭、車師等國在匈奴的策動下，經(jīng)常劫掠西漢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隊。為了確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漢將王恢率騎兵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擊破車師。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漢又與烏孫王和親，聯(lián)合挾制匈奴。同時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優(yōu)秀馬種汗血馬，漢武帝派李廣利領兵數(shù)次進攻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價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漢在西域的聲威大振，確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至此暢通。

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漢武帝在輪臺（今輪臺縣東南）和渠犁（今庫爾勒縣西南）設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務。這是西漢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設置的官吏。此后，西漢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據(jù)地。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眾投降，西漢政府取得了對匈奴戰(zhàn)爭的最終勝利，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這是中央王朝在蔥嶺以東，今巴爾喀什湖以南廣大地區(qū)正式設置行政機構的開端。從此，今新疆地區(qū)開始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置常駐官員，派士卒屯田，設校尉統(tǒng)領保護，使?jié)h族同新疆少數(shù)民族交往更加密切。漢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為標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從西漢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時代

佛教第一次傳入中國，也始于絲綢之路。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在帝都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jīng)》從此佛教正式開始傳入中國，史稱這一佛教初傳歷史標志為“伊存授經(jīng)”。1998年正因為如此，經(jīng)過中央有關部門的批準，中國佛教協(xié)會和中國宗教學會舉行了各種形式的“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活動”。

天鳳三年（16年），西域諸國斷絕了與新莽政權的聯(lián)系，絲綢之路中斷。

東漢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隨從大將軍竇固出擊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使鄯善為之震服。之后他又說服于闐，歸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絕58年絲綢之路，并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班超在西域經(jīng)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nèi)地的聯(lián)系。

永元三年（91年），北道的龜茲、姑墨、溫宿皆歸附東漢，班超設西域都護府于龜茲它乾城，親自坐鎮(zhèn)北道。又命西域長史徐干屯疏勒，與北道相呼應。

永元六年（94年），班超發(fā)龜茲、鄯善等八國兵7萬余人，討伐對抗中央的焉耆等國統(tǒng)治者，西域50余國皆歸屬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條支海（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攔，雖未能實現(xiàn)，但這是首次突破安息國的阻攔，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再次打通已經(jīng)衰落的絲綢之路。

大秦屬下的蒙奇兜訥（今譯為馬其頓）地區(qū)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向漢和帝進獻禮物。漢和帝厚待兩國使者，賜給兩國紫綬金印。

延熹九年（166年），古羅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東漢洛陽，朝見漢桓帝。

魏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不斷發(fā)展，主要有西北絲綢之路（又叫綠洲絲綢之路或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條。它具有由兩漢到隋唐的過渡性、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發(fā)展、南北兩政權同時與西域頻繁交往三方面的特點。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波斯與統(tǒng)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lián)系。從這時開始，直到正光三年（522年），《魏書》本紀記載了十個波斯使團，前五次應當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國帶來了玻璃制品工藝，后五次到達的則是493年遷都后的洛陽。

神龜元年（518年），宋云與比丘惠生，由洛陽出發(fā)，沿“絲綢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經(jīng)。正光三年（522年）宋云、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陽，取回大乘經(jīng)典170部，豐富了中國的佛教文化。

波斯的使者也順著絲綢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國遣使獻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獻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經(jīng)吐谷渾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順長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這一時期，中西之間的交流主要體現(xiàn)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方面。這種交流，在政治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聯(lián)系與交流；在經(jīng)濟上，促進了雙方之間經(jīng)濟貿(mào)易、生產(chǎn)技術的交流；在文化上，促進了中國佛教的興盛和禮樂文化的發(fā)展。

隋代

隋代開皇九年（589年），隋王朝結束南北分裂，新興突厥族占領了西域至里海間廣大地區(qū)，今青海境吐谷渾也向河西走廊侵擾，中國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間交往受到不少阻礙。但隋與絲綢之路各國民族之間關系，仍愈來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張掖互市，煬帝曾派裴矩專管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禮吸引他們到內(nèi)地，使其往來相繼?！端鍟の饔騻鳌沸蛴涊d：侍御史韋節(jié)，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番諸國，至罽賓（今塔什干附近），得瑪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經(jīng)，史國得歌舞教練，獅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躍起來。

唐代

絲綢之路交往的繁榮鼎盛時期，是繼隋而建立的強大的唐朝。

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吐谷渾，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李治又滅西突厥，設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大唐帝國疆域，東起朝鮮海濱，西至達昌水（阿姆河，一說底格里斯河），是當時世界第一發(fā)達強盛國家，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東西方通過絲綢之路，以大食帝國為橋梁，官方、民間都進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絲綢之路東段，大漠南北與西域各國，修了很多支線通絲綢之路，亦稱“參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東羅馬帝國也不斷派使節(jié)到長安與中國相通。敦煌、陽關、玉門這些地方，成了當時“陸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國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島）、驃國（今緬甸），經(jīng)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與歐洲各國發(fā)生關系。當時廣州、泉州、劉家港（今上海吳淞口近處）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對外港口。史書記載廣州當時便有南海舶、昆侖舶、獅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躉船性的船塢。西方各國在陸上取道中亞、西域，沿途駝馬商旅不斷；海路則多由大食首都巴格達出波斯灣，幾乎每日都有船只遠涉重洋來到東方。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后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產(chǎn)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這種思想文化的交流，是與宗教密切相關的。

佛教自西漢哀帝時期傳入中國后，南北朝開始大行于中國，至隋唐時達到鼎盛。唐太宗時，高僧玄奘由絲綢之路經(jīng)中亞往印度取經(jīng)、講學，歷時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當時印度各國的政治、社會、風土人情，仍為印度學者研究印度中世紀歷史的頭等重要資料。他取回佛教經(jīng)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長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經(jīng)、譯經(jīng)。稍后，高僧義凈又由海道去印度，又歷時十六年，取回佛經(jīng)400部，所著《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向中國介紹了當時南亞各國的文化、生活情況。

景教（東正教）在唐初由東羅馬帝國傳入了中國。西安碑林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這一史實的實物見證。唐中期自波斯傳入的摩尼教（亦稱襖教、拜火教），中國化后稱為“明教”，深為不少勞動人民所信奉。唐宋后多次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都利用它的教義來組織貧苦農(nóng)民與封建統(tǒng)治者戰(zhàn)斗。中國的造紙術、盛唐時也傳入了大食帝國，不久便經(jīng)它傳入了歐洲各國。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后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產(chǎn)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

經(jīng)過安史之亂后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qū)戰(zhàn)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chǎn)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遠行，絲綢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宋元時期

北宋實際版圖大幅縮減，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時期，更無法涉足西北地區(qū)，絲綢之路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崛起，逐漸有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跡象。

蒙元時期，蒙古發(fā)動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圖大大擴展，加之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wǎng)絡的恢復，使歐亞廣大地域范圍內(nèi)國際商隊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

據(jù)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mào)易的，有歐洲商人、有西亞、中亞地區(qū)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元代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shù)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游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shù)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于此，百貨云集”。

在蒙元時期絲路暢通、歐亞大陸各種層次的經(jīng)濟交流駸駸興旺之際，作為東西方國際貿(mào)易樞紐或與國際貿(mào)易有密切關系的地區(qū)性，民族性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的一批貿(mào)易中心相應形成和發(fā)展。元代中外史籍幾乎都記述了元大都作為東方國際貿(mào)易中心的無可爭議的地位。這里“各國商賈輻輳，百貨云集”。《馬可·波羅游記》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mào)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里出售的商品數(shù)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國境內(nèi)絲路重要商鎮(zhèn)還有可失哈耳（喀什噶爾），這里的紡織品“由國內(nèi)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肅州，這里附近“山上出產(chǎn)的一種質量非常好的大黃。別處的商人都來這里采購，然后行銷世界各地”。另外還有別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元代絲綢之路的交往目的發(fā)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明代一幅繪制于明代中葉嘉靖年的《絲路山水地圖》，明晰地注明了“絲綢之路”上多達兩百余個地點的名稱，且以山水畫形式完成，還以精湛畫功再現(xiàn)了沿途城池、山川的恢弘氣勢?！督z路山水地圖》極為儒雅、貼切，很可能是明代的原名。而圖上所繪從嘉峪關出發(fā)，取道苦峪城西行之路，正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明朝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2017年04月20日，國家文物局正式確定廣州為明朝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牽頭城市，聯(lián)合南京、寧波、江門、陽江、北海、福州、漳州、莆田、麗水等城市進行明朝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申遺工作。清代初期以后，政府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與此同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不斷發(fā)展，海上交通代之而起，使絲綢之路貿(mào)易全面走向衰落。

海上絲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fā)，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關于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mào)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jīng)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jīng)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tǒng)）。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jīng)二十余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余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經(jīng)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貒鴷r，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后向東直航，經(jīng)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后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宋代以后，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fā)和經(jīng)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fā)的海上航路日益發(fā)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mào)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西漢時期，南方南粵國與印度半島之間的海路已經(jīng)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后，憑借海路拓寬了海貿(mào)規(guī)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

漢末三國處于絲綢之路從陸地轉向海洋的承前啟后與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由于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zhàn)與海上交通的需要，孫吳積極發(fā)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制造有了很大進步，技術先進，規(guī)模也很大。在三國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也推動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fā)展，航海經(jīng)驗的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魏晉以后，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廣州為起點，經(jīng)海南島東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海面抵達南海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mào)易涉及15個國家和地區(qū)，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

海上絲綢之路開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世紀至7世紀，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于西域戰(zhàn)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zhàn)爭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

到唐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fā)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以及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并延伸，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替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代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shù)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mào)易第一大港。

元朝在經(jīng)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mào)易，同中國貿(mào)易的國家和地區(qū)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性較強的外貿(mào)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也進入鼎盛時期。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進入極盛時期。向西航行的鄭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guī)模航?；顒?，曾到達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qū)，這對后來達·伽馬開辟歐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線，以及對麥哲倫的環(huán)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向東航行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1575年），由廣州起航，經(jīng)澳門出海，至菲律賓馬尼拉港，穿過海峽進入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代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貿(mào)易比唐、宋兩代獲得更大的發(fā)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huán)貿(mào)易，并一直延續(xù)至鴉片戰(zhàn)爭前夕而不衰。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海權喪失，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從此，海上絲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這種狀況貫穿整個民國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

張騫出使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紛紛東來。他們把中國的絲和紡織品，從長安通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qū)，運往西亞，再轉運到歐洲，又把西域各國的奇珍異寶輸入中國內(nèi)地。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后，西漢的商人還常出海貿(mào)易，開辟了海上交通要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絲路地圖

明代絲綢之路巨幅地圖長卷，是一幅繪制于500多年前、貌似山水畫、實為《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的《蒙古山水地圖》手卷。此圖繪制了從明朝邊關嘉峪關出發(fā)，取道苦峪城（瓜州鎖陽城）、最后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的西行之路，精確細致地描繪有211個明代地名，涉及歐、亞、非三大洲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這一路線，正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反映了絲綢之路最后時期的輝煌，對于研究古絲綢之路具有重要意義。該圖由此堪稱“中世紀世界地圖”，也被稱為《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

南方絲路

南方陸上絲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于橫斷山區(qū)，又稱高山峽谷絲路。大約公元前4世紀，中原群雄割據(jù)，蜀地（今川西平原）與身毒間開辟了一條絲路，延續(xù)兩個多世紀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稱它為秘密絲路。直至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發(fā)現(xiàn)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轉販而來，他向漢武帝報告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漢武帝派張騫打通“蜀－身毒道”。先后從犍為（今宜賓）派人分5路尋跡。一路出駹（今茂汶），二路出徙（今天全），三路出莋（今漢源），四路出邛（今西昌），五路出僰（今宜賓西南）。使者分別在氏、莋、昆明受阻。漢武帝為征服西南夷，在長安西南鑿周長40里昆明池，習水軍以征伐，后由郭昌率數(shù)萬巴蜀兵平定西南夷，并分土置郡縣。

南方絲路由3條道組成，即靈關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絲路從成都出發(fā)分東、西兩支，東支沿岷江至僰道（今宜賓），過石門關，經(jīng)朱提（今昭通）、漢陽（今赫章）、味（今曲靖）、滇（今昆明）至葉榆（今大理），是謂五尺道。西支由成都經(jīng)臨邛（今邛崍）、嚴關（今雅安）、莋（今漢源）、邛都（今西昌）、鹽源、青嶺（今大姚）、大勃弄（今祥云）至葉榆，稱之靈關道。兩線在葉榆會合，西南行過博南（今永平）、巂唐（今保山）、滇越（今騰沖），經(jīng)撣國（今緬甸）至身毒。在撣國境內(nèi)，又分陸、海兩路至身毒。

南方陸上絲路延續(xù)2000多年，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大后方出海通道被切斷，沿絲路西南道開辟的滇緬公路、中印公路運輸空前繁忙，成為支援后方的生命線。

北方絲路

明朝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mào)大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當時游牧文化交流的動脈，其由中原地區(qū)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的長城沿線，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北陸的歐洲地區(qū)。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huán)境中，溝通東西方交往極其困難。環(huán)境考古學資料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qū)，才有利于人類的東西向交通，而這個地區(qū)就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所在地。這里是游牧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qū)，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鏈接點。

對于草原絲綢之路來說，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會農(nóng)業(yè)與畜牧業(yè)的分工，中原旱作農(nóng)業(yè)地區(qū)以農(nóng)業(yè)為主，盛產(chǎn)糧食、麻、絲及手工制品，而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qū)以畜牧業(yè)為主，盛產(chǎn)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chǎn)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制品等。這種中原地區(qū)與草原地區(qū)在經(jīng)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關系，是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條件。因而草原絲綢之路則因其特點還有“皮毛路”、“茶馬路”的稱謂。

路線圖

沙漠綠洲絲路是北方絲路的主干道，全長7000多公里，分東、中、西3段。東段自長安至敦煌，較之中西段相對穩(wěn)定，但長安以西又分3線：

①北線由長安，沿渭河至虢縣（今寶雞），過汧縣（今隴縣），越六盤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厲河，在靖遠渡黃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較短，沿途供給條件差，是早期的路線。

②南線由長安，沿渭河過隴關、上邽（今天水）、狄道（今臨洮）、枹罕（今臨夏），由永靖渡黃河，穿西寧，越大斗拔谷（今偏都口）至張掖。

③中線與南線在上邽分道，過隴山，至金城郡（今蘭州），渡黃河，溯莊浪河，翻烏鞘嶺至姑臧。南線補給條件雖好，但繞道較長，因此中線后來成為主要干線。

南北中三線會合后，由張掖經(jīng)酒泉、瓜州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蔥嶺（今帕米爾高原）或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

自玉門關、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間）。北道上有兩條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瑪干沙漠至南道的于 闐；一是從龜茲（今庫車）西行過姑墨（阿克蘇）、溫宿（烏什），翻拔達嶺（別壘里山口），經(jīng)赤谷城（烏孫首府），西行至怛羅斯。

由于南北兩道穿行在白龍堆、哈拉順和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條件惡劣，道路艱難。東漢時在北道之北另開一道，隋唐時成為一條重要通道，稱新北道。原來的漢北道改稱中道。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經(jīng)伊吾（哈密）、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薩爾）、輪臺（半泉）、弓月城（霍城）、砕葉（托克瑪克）至怛羅斯。西段。蔥嶺（或怛羅斯）至羅馬。絲路西段涉及范圍較廣，包括中亞、南亞、西亞和歐洲，歷史上的國家眾多，民族關系復雜，因而路線常有變化，大體可分為南、中、北3道：

①南道由蔥嶺西行，越興都庫什山至阿富汗喀布爾后分兩路，一西行至赫拉特，與經(jīng)蘭氏城而來的中道相會，再西行穿巴格達、大馬士革，抵地中海東岸西頓或貝魯特，由海路轉至羅馬；另一線從白沙瓦南下抵南亞。

②中道（漢北道）越蔥嶺至蘭氏城西北行，一條與南道會，一條過德黑蘭與南道會。

③北新道也分兩支，一經(jīng)鈸汗（今費爾干納）、康（今撒馬爾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與中道會西行；一經(jīng)怛羅斯，沿錫爾河西北行，繞過咸海、里海北岸，至亞速海東岸的塔那，由水路轉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

海上絲路起于秦漢，興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朝達到頂峰。海上絲路的重要起點有泉州、番禺（今廣州）、明州（今寧波）、揚州、登州（今蓬萊）、劉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絲路起點可能有兩處乃至更多。規(guī)模最大的港口是廣州和泉州。廣州從秦漢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商港。明清實行海禁，廣州又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港口。泉州發(fā)端于唐，宋元時成為東方第1大港。

歷代海上絲路，亦可分三大航線：

①東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朝鮮、日本。

②南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東南亞諸國。

③西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南亞、阿拉伯和東非沿海諸國。

絲路申遺

成功申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宣布，中哈吉三國聯(lián)合申報的古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成為首例跨國合作、成功申遺的項目。

這一占地五千公里的路網(wǎng)屬于整個絲綢之路的一部分，起于漢唐古都長安/洛陽， 止于中亞七河地區(qū)。絲綢之路于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間形成，直至16世紀仍保留使用，連接了多種文明，對于貿(mào)易交換、宗教信仰與科技知識的傳播、科技創(chuàng)新的交流以及文化藝術的實踐起到了深遠的推動作用。該遺產(chǎn)所包含的33處遺產(chǎn)點包括了各個朝代和可汗王朝時期的古都、宮殿群、貿(mào)易居住點、佛教洞穴與寺廟、古道、驛站、關口、烽火臺、長城、防御工事、古墓以及宗教建筑。

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大運河項目和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lián)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項目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成為中國第32項和第33項世界文化遺產(chǎn)。其中“絲綢之路”是中國首次進行跨國聯(lián)合申遺。

省份

申遺點

陜西省

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

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

大雁塔

小雁塔

興教寺塔

張騫墓

彬縣大佛寺石窟

河南省

漢魏洛陽城遺址

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

新安漢函谷關遺址

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

甘肅省

玉門關遺址

懸泉置遺址

麥積山石窟

炳靈寺石窟

鎖陽城遺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

高昌故城

交河故城

克孜爾尕哈峰燧

克孜爾石窟

蘇巴什佛寺遺址

北庭故城遺址

預備名單

1.山東省煙臺市蓬萊縣級市

2.江蘇省揚州市

3.江蘇省南京市

4.浙江省寧波市

5.福建省福州市

6.福建省泉州市

7.福建省漳州市

8.廣東省廣州市

9.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北海市

起點爭議

2014年8月15日下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xié)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郭旃做客金沙講壇，在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劇場進行《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現(xiàn)狀與思考》講座。郭旃在發(fā)言中稱：絲綢之路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東西方文明交流對話之路”，而其起點無疑是長安，將中哈吉三國聯(lián)合申遺名稱由絲綢之路“起始段—天山廊道網(wǎng)”改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網(wǎng)”，既強調(diào)了中國對絲綢之路的開創(chuàng)作用，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也避免了可能產(chǎn)生的一系列歧義和爭論。

河南日報：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洛陽為絲綢之路的形成、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青海日報社主辦的“中國藏族網(wǎng)通”認為，絲綢之路起點是以國都為準的，若以東西國際貿(mào)易商品看，真正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的起點最遠可達建康。

社會文化

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構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的意見》指出，沿太行山和京杭大運河、西安至成都、青藏公路打造“三縱”，沿絲綢之路、318國道、長江、黃河沿線打造“四橫”，構建戶外運動“三縱四橫”的空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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