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古代篇章

清朝

明朝滅亡后，沿襲明制。

順治三年（1646年），各省仍置左、右布政使，貴州省不設右布政使；廢除南直隸部院侍郎，置江南省左右布政使。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分省，江南左布政使駐江寧、右布政使移駐蘇州。

康熙二年（1663年）陜西省分省，陜西右布政使移駐鞏昌治甘肅；七年湖廣省分省，湖廣右布政使移駐長沙治湖南。六年（1667年），改江南右布政使為江蘇布政使、左布政使為安徽布政使；改陜西左布政使為西安布政使、右布政使為鞏昌布政使；改湖廣左布政使為湖北布政使、右布政使為湖南布政使；同時定制將每省兩個布政使整合為一個布政使（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不分左右，為從二品，陜西仍為兩人，稱為“守道”。八年（1669年），直隸省設口北道度支使兼山西布政使銜；改西安布政使為陜西布政使、鞏昌布政使移駐蘭州為甘肅布政使。

雍正二年（1724年）直隸守道改為直隸布政使。

乾隆十八年（1753年）停止各省守道兼布政使、參政、參議銜。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回駐安慶，江蘇布政使分為江寧布政使、蘇州布政使；二十六年（1761年）二月定制駐江寧者為江南江淮揚徐海通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駐蘇州者為江南蘇松常鎮(zhèn)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至清朝中葉共有十八布政使司，俗稱“十八行省”或“內地十八省”。

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增設甘肅新疆布政使，駐迪化府。十三年（1887年）臺灣建省，增設福建臺灣布政使，駐臺北府。

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各省布政使司改設為財政公所，主官仍稱布政使，廢止經歷以下各官職。

相關機構

明朝

布政使司的主官為左右布政使，其下設有：

左右參政（員額不定），從三品；左右參議（員額不定），從四品。 參政、參議分司諸道：督糧道（一人，主要負責征收田賦）、督冊道（人員不限，設立情況依據(jù)本布政司情況而定）、分守道（任意，主要負責向各府、直隸州傳達、催辦布政司的公事）。

經歷司：經歷一人，從六品；都事一人，從七品。

照磨所：照磨一人，從八品；檢校一人，正九品。

理問所：理問一人，從六品；副理問一人，從七品；提控案牘一人。

司獄司：司獄一人，從九品。

庫大使一人，從九品；副使一人。

倉大使一人，從九品；副使一人。

雜造局、軍器局、寶泉局、織染局大使各一人，從九品；副使各一人。

清朝

布政使司的主官為左右布政使（康熙六年裁減一人），其下設有：

布政使司左右參政，從三品（非常置）；左右參議，從三品（非常置）。

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品（江寧、蘇州、湖南、甘肅不設）；都事一人，從七品（福建、河南各一人）

照磨所：照磨一人，從八品（浙江、福建、四川、山西、甘肅各一人）；檢校一人，正九品（雍正二年裁）。

理問所：理問一人，從六品。副理問一人，從七品（康熙三十八年裁）。

庫大使一人，正八品。

倉大使一人，從九品。

寶源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康熙三十八年裁）。

明代布政使司

山東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濟南府。

下轄六府、十五州、八十九縣。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太原府。

下轄六府、三直隸州、十六州、九十六縣。

河南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開封府。

下轄八府、一直隸州、十一州、七十九縣。

陜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西安府。

下轄八府、二十一州、九十五縣。

四川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成都府。

下轄十三府、六直隸州、十五州、一百十一縣、一宣撫司、一安撫司、十六長官司。

江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南昌府。

下轄十三府、一州、七十七縣。

湖廣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武昌府。

下轄十五府、二直隸州、十七州、一百零八縣、二宣慰司、四宣撫司、五安撫司、二十一長官司、五蠻夷長官司。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杭州府。

下轄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

福建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福州府。

下轄八府、一直隸州、五十七縣。

廣東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廣州府。

下轄十府、一直隸州、七州、七十五縣。

廣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桂林府。

下轄十一府、四十八州、五十縣、四長官司。

云南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云南府。

下轄二十一府、四十三州、三十縣、六宣慰司、三宣撫司。

貴州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貴陽府。

下轄十府、九州、十四縣、一宣慰司、七十六長官司。

撤銷的布政使司

平燕承宣布政使司 建文時燕王叛，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淪陷，惠帝于真定府另設平燕承宣布政使司，負責未受燕王控制之原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所屬府、州、縣之政務。

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永樂五年（1407年）平定越南內亂而設，至宣德三年（1428年）因反復叛亂，放棄越南而裁撤。

清代布政使司

直隸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保定府。

順天府以外，下轄十一府、七直隸州、三直隸廳、九州、一廳、一百零四縣。

江南承宣布政使司

江寧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江寧府。

下轄四府、二直隸州。

江蘇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江寧府。

下轄八府、三直隸州、五廳、三州、六十二縣。

安徽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安慶府。

下轄八府、五直隸州、四州、五十一縣。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太原府。

下轄九府、十直隸州、六州、十二廳、八十五縣。

山東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濟南府。

下轄十府、三直隸州、八州、九十六縣。

河南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開封府。

下轄九府、五直隸州、一直隸廳、五州、九十六縣。

陜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西安府。

下轄七府、五直隸州、五州、七廳、七十三縣。

甘肅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蘭州府。

新疆建省后，下轄八府、六直隸州、一直隸廳、六州、八廳、四十七縣。

甘肅新疆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衙門駐迪化府。

下轄六府、二直隸州、八直隸廳、一州、一廳、二十一縣。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杭州府。

下轄十一府、一直隸廳、一州、一廳、七十五縣。

江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南昌府。

下轄十三府、一直隸州、一州、四廳、七十四縣。

湖廣承宣布政使司

湖北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武昌府。

下轄十府、一直隸州、一直隸廳、六十縣。

湖南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長沙府。

下轄九府、四直隸州、五直隸廳、三州、六十四縣。

四川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成都府。

下轄十五府、九直隸州、三直隸廳、十一州、十一廳、一百十八縣、二十九土司。

福建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福州府。

臺灣建省后，下轄九府、二直隸州、一廳、五十七縣。

福建臺灣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臺北府。

下轄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

清光緒21年（1895年），臺灣被割讓予日本后，福建臺灣布政使司予以裁撤廢除。

廣東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廣州府。

下轄九府、七直隸州、三直隸廳、四州、一廳、七十九縣。

廣西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桂林府。

下轄十一府、二直隸州、二直隸廳、十五州、八廳、四十九縣、二十四土州、四土縣、十三土司。

云南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云南府。

下轄十四府、三直隸州、六直隸廳、二十六州、十二廳、四十一縣、一土府、三土州、十八土司。

貴州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衙門駐貴陽府。

下轄十二府、一直隸州、三直隸廳、十三州、十一廳、三十四縣、五十三土司。

承宣布政使司，為明清兩朝的地方行政機關，前身為元朝的行中書省。意涵取自“朝廷有德澤、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

明朝時承宣布政使的轄區(qū)是國家一級行政區(qū)，簡稱“布政使司”“布政司”“藩司”，不稱“行省”。在正式的文件中，避免使用元朝的“行省”一詞，所以在地名下加“等處”。布政使司設左、右承宣布政使各一人，即一級行政區(qū)最高行政長官。而一省之刑名、軍事則分別由提刑按察使司與都指揮使司管轄。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合稱為“三司”，皆為省級行政區(qū)最高機關；三司首長同秩同階從二品。

清朝沿襲明制，保留各承宣布政使司，但布政使司轄區(qū)直接通稱為“行省”，并在各省布政使之上設置固定制的總督、巡撫掌管全省軍民事務。布政使成為巡撫屬官，專管一省或數(shù)個府的民政、財政、田土、戶籍、錢糧、官員考核、溝通督撫與各府縣。

三、一條鞭法

歷史背景

中國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其中以里甲為主干，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征差徭的依據(jù)。丁指十六至六十歲的合齡男丁，糧指田賦。糧之多寡取決于地畝，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畝稅。這種徭役制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及地權相對穩(wěn)定為條件。但隨著時間的變遷，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明初所制定的徭役賦稅制度已然被破壞殆盡。

首先，隨著明代土地私有制的發(fā)展，土地日益資本化，土地兼并也逐漸加劇，地主豪強，勾結官府，強占農民的土地，并運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來逃避相應的賦稅。加上明朝中后期，宦官掌權，操縱朝政，賣官鬻爵和貪污腐敗現(xiàn)象十分嚴重。為了迎合愛財?shù)幕鹿?，各地官員拼命搜刮民脂民膏。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侵蝕了稅基，造成了國家賦稅急劇減少。

其次，朝廷開支逐步加大，財政十分困難?；适摇⒆谑疑莩薷木揞~開支，國家機構中繁冗官員的俸祿，用于抵御浙江、福建倭寇和北方少數(shù)民族俺答侵擾的龐大軍費支出等，使得當時的財政入不敷出。

再次，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商品交易貨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古代中央集權體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力被削弱。不少農民棄農從商，促進了明朝手工業(yè)的發(fā)展，推動了商品經濟向前邁進，而商品經濟的繁榮帶動了白銀貨幣的流通。白銀的廣泛使用為“一條鞭法”實施折銀征收提供了有利條件。

最后，明代萬歷之前，江南實行的征一法，江西的鼠尾冊，東南出現(xiàn)的十段錦法，浙江、廣東出現(xiàn)的均平銀，福建出現(xiàn)的綱銀法，都具有徭役折銀向田畝轉移的內容。這些改革雖然只在部分地區(qū)實行卻為一條鞭法的提出積累了經驗。

明政府為解脫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而改弦更張是一條鞭法產生的直接原因，而明代商品經濟的日益活躍和封建徭役經濟的衰落、解體則為其產生準備了基本的但也是決定性的物質條件。

主要內容

“一條鞭法”據(jù)《明史》記載：合并賦役，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時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將過去按戶、丁出辦徭役，改為據(jù)丁數(shù)和田糧攤派；賦役負擔除政府需要征收米麥以外的，一律折收銀兩；農民及各種負擔力役戶可以出錢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應；賦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里長辦理征解賦役的“民收民解”制，改為“官收官解”制。

具體來講就是：

（1）清丈土地，擴大征收面，使稅賦相對均平。

針對當時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稅減的情況，只有從清丈土地入手，才能做到賦役均平。僅據(jù)部分清丈的結果，就增加了土地2.8億畝，使不少地主隱瞞的土地繳了稅。

（2）統(tǒng)一賦役，限制苛擾，使稅賦趨于穩(wěn)定。

實行一條鞭法以前是賦役分開。賦以田畝納課，役以戶丁征集，賦役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貢之類的額外加派。實行一條鞭法以后，全部簡并為一體。將賦歸于地，計畝征收；把力役改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于賦役統(tǒng)一，各級官吏難以巧以名目。因此，叢弊為之一清，使稅賦趨向穩(wěn)定，農民得以稍安。

（3）計畝征銀，官收官解，使征收辦法更加完備。

我國古代田賦，唐以前基本上都是征實。唐代兩稅法雖以貨幣計算，但繳納仍折實物。宋代征稅，只是偶有折銀。元代科差雖行色銀，但積糧仍為谷粟實物。唯自明代一條鞭法實行以后，不僅差役全部改為銀差，而且田賦除蘇杭等少數(shù)地區(qū)仍征實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余也均已一律改征折色，即折為色銀。與此同時，賦役征課也不再由里長、糧長辦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繳入庫。從此，不按實物征課，省卻了輸送儲存之費；不由保甲人員代辦征解，免除了侵蝕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實施過程

首次提出

嘉靖九年（1530），戶部尚書梁材根據(jù)桂萼關于“編審徭役”的奏疏，提出革除賦役弊病的方案：“合將十甲丁糧總于一里，各里丁糧總于一州一縣，各州縣丁糧總于一府，各府丁糧總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yōu)免之數(shù)，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嘉靖十年（1531），御史傅漢臣把這種“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稱為“一條編法”，也即后來的“一條鞭法”。

開始試行

實行較早的首推賦役繁重的南直隸（約今江蘇、安徽）和浙江省，其次為江西、福建、廣東和廣西，但這時也只限于某些府、州、縣，并未普遍實行。由于賦役改革觸及官紳地主的經濟利益，阻力較大，在開始時期進展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慶（1567～1572）的十多年間始逐漸推廣。

推行全國

張居正在萬歷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國土地，清查溢額脫漏，并限三年完成。結果國家掌握的田畝數(shù)達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征稅田額增三百萬頃。在這個基礎上，于萬歷九年（1581）采用一條鞭法，作為全國通行的制度。

鞭外加派

一條鞭法推行全國不久，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死后，一條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更兼之后官場腐敗更加嚴重，諸弊叢生。最嚴重的便是明朝末年的“三餉”加派。上行下效，“三餉”之外，鴨餉、牛餉、禾蟲等餉也堂而皇之的出現(xiàn)。至此，一條鞭法破壞殆盡。

實施結果

據(jù)史料記載，自正德以來太倉銀庫的收入總數(shù)，在波動中呈上升趨勢，正德初年149萬兩，嘉靖十一年（1532）243萬兩，嘉靖二十八年295. 7116萬兩，隆慶元年（1567）23萬兩，萬歷五年（1577）435. 94萬兩，天啟時327萬余兩。

一條鞭法的實行，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緩解了經濟危機，緩和了政治危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給處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線曙光。

歷史意義

積極意義

一條鞭法后，役銀編審單位由里甲擴大為州縣，對里別之間民戶負擔畸輕畸重的現(xiàn)象有一定調節(jié)作用，使由賦役問題產生的階級矛盾暫時得到緩解，有利于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

一條鞭法的實行，使長期以來因徭役制對農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關系有所削弱，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另外，相對明初賦役制而言，一條鞭法較能適應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對商品生產的發(fā)展具有一定促進作用。賦役的貨幣化，使較多的農村產品投入市場，促使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為工商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降低了課稅成本，增加了朝廷賦稅收入。實行一條鞭法以后，官府直接把賦役清單發(fā)給各戶，各戶直接把賦役交給官府，去除了里長和糧長的重役及痛苦和徇私舞弊、耗損公糧的弊端。由于以銀納稅比以實物納稅運輸輕便，使得賦役的繳納、運輸?shù)纫卜浅７奖?，?jié)約了稅收征納成本，既提高了課稅的行政效率，又提高了課稅的經濟效率。

一條鞭法在中國賦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改變了歷代“賦”與“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統(tǒng)一了役法，簡化了賦役制度，標志著賦稅由實物為主向貨幣為主、征收種類由繁雜向簡單的轉變。

消極意義

一條鞭法雖有其進步意義，但它是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仍然是為封建社會的基礎服務的。它的實行是為了整理封建政權的財政。一條鞭法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政策，是含有專業(yè)主義政權和豪紳地主斗爭的性質。但是這個“改良”和“斗爭”也是極其微弱的，連對當時豪紳地主優(yōu)免權也要“除外”。

南橘北枳

一條鞭法是江南地區(qū)百余年各種賦役制度改革的結果，其自身帶有很強烈的江南地域色彩，將地域性色彩強烈的地方政策，一成不變地推行全國其他地區(qū)，必然因地域環(huán)境差別、經濟發(fā)展水平不同、地方官員維護本地區(qū)及本階層利益而進行阻撓等因素引發(fā)矛盾，而這種矛盾直接會導致農民利益受損。

額外增派

一條鞭法原以征銀入官、取用于官，但一條鞭法施行后，并沒有達到消除雜役之害的目的。一條鞭法的破壞，突出表現(xiàn)為額外增派，當?shù)卣谝粭l鞭法之外另行增加徭役賦稅，擾民非常厲害。大體上在萬歷末天啟初，一條鞭法已不遵守。

火耗問題

一條鞭法施行還滋生了另一個以后影響非常久遠的問題，即火耗問題，因稅法規(guī)定納銀，而銀兩熔鑄過程就產生了所謂“火耗”。熔鑄碎銀的實際火耗為平均每兩一至二分，即百分之一二，但實際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每兩達二至三錢，有時甚至更多?；鸷某蔀榈胤骄蹟康囊粋€巧妙的手段，也成為納稅人沉重的負擔。

銀貴谷賤

官方兩稅收的是白銀。民間在交稅的時候會將谷物等產出折算成銀子，所以要在繳納兩稅的時候集中向商人兌換，而商人借此將銀價抬高，這是明清延續(xù)的一大弊政，又被稱為殘民一條鞭。

事件評價

明唐鶴征：條編主田為算，……江南地土沃饒，以田為富，故賦役一出于田，賦重而役輕，以輕麗重，且捐妄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少產，其富在末，故賦主田而役主戶，賦輕而役重，以輕帶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15]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一條鞭法，……是銀力兩差并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仍復紛然，其后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后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雜役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經濟史學家、明清史學家梁方仲：闡述了一條鞭法在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意義。他指出從古代的田賦制度到現(xiàn)代的田賦制度，是一種結構上的轉變，而一條鞭法就是這個結構性轉變之一大樞紐。

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冕堂：一條鞭法不僅僅是役法的改革，而是包括了除工商稅以外的封建王朝的一切科派，如田賦、徭役、土貢方物乃至一切雜派在內的一種新稅章。

余用心：一條鞭法的實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一條鞭法實行差役貨幣化以后，就為封建國家打開了一條任所欲為地‘加派'銀兩的道路，稅款不斷增加，因而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續(xù)文獻通考》總結說：大抵歷代立法各有因時制宜之深意，而奉行不善率以病民，吏胥縱其奸，而閭閻受其困，雖復處除之詔屢頒，其及于民者能幾何矣？茍無治人，雖以三代之良法，不足以致治。（《續(xù)文獻通考》卷15）

內容爭議

關于“一條鞭法”的內容也有爭議。有不少的人認為，“一條鞭法”是初步地實行了部分的“攤丁入畝”，或者說是實行了不完全的“攤丁入畝”，即將一部分丁役銀（按人丁征的徭役，也稱人頭稅）分攤到田畝里（土地稅中）。如南開大學歷史系編的《中國古代史》下冊講：“一條鞭法”實行后，“役銀不再象過去按照戶、丁來出，而按照丁數(shù)和田糧來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攤到土地里征收。丁和糧各占多少比例，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各地實行不一，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采取丁六糧四的比例；有的地方以田糧為主，以丁力為輔，田糧多者役銀多，丁居四分之一而糧居四分之三”。朱紹侯主編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也援用了這一觀點，認為“一條鞭法”是“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xiàn)改為據(jù)丁數(shù)和田糧攤派”。也有的人是把“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合為一體，當作同一制度來看待。如作為高等財經院校教材的《中國財政簡史》稱：明神宗時，朝廷通令全國實行了一項新稅制—條鞭法，它的“主要內容就是：賦役合一，按畝計稅，以銀交納，簡化手續(xù)”。孫斕剛等編著的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科書《中國財政史》也是這樣闡述的。

對于一條鞭法研究最全面的梁方仲指出，因各地的具體情況不同，所以一條鞭法在各地的施行情況也不一樣，但是大都具備了以下趨勢：一、賦、役合并；二、里甲的十年一輪今改為每年編派一役；三、賦役征收解運事宜由人民自理改為官府辦理；四、賦役各項普遍用銀折納?！?/p>

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九年（1530）提出，之后張居正于萬歷九年（1581）推廣到全國。新法規(guī)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這樣大大簡化了稅制，方便征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于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

“一條鞭法”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攤丁入畝，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一次社會變革。既是明代社會矛盾激化的被動之舉，也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動選擇。

四、礦監(jiān)稅使

沿革

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始置。均以宦官充任，往各地開礦征商。權力極大，可專摺奏事，節(jié)制地方官吏。其于各處橫征暴斂，先后激起多起民變。三十三年罷礦監(jiān)，稅使仍置，直至明神宗死后始罷。

職責

往各地開礦征商。

五、魚鱗圖冊

歷史發(fā)展

宋時婺州等地即曾編造。明朝洪武年間命各州縣分區(qū)編造。至民國、解放初年，仍然有具冊之舉。宋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熙寧……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薄睹魇贰な池浿疽弧罚骸昂槲涠辏鼑由浯镜?，分行州縣，隨糧定區(qū)。區(qū)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鼻妩S宗羲《明夷待訪錄·田制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shù)畝而同一區(qū)者，不妨數(shù)號；一畝而分數(shù)區(qū)者，不妨一號?！薄肚迨犯濉な池浿疽弧罚骸皩び终煞砒P凰、岫巖、安東葦塘約十馀萬畝，按地編號，具魚鱗圖冊，事在光緒末年?！眳顷稀吨煸皞鳌返谌氯骸皬埵空\從起兵到敗死，前后十四年，城破前他把征收賦稅的魚鱗圖籍全部燒毀?！?/p>

魚鱗圖冊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建立的科學的土地賦稅管理辦法，圖冊中詳細登記了每塊土地的編號、土地擁有者的姓名、土地畝數(shù)、四至、以及土地等級。還把每塊土地形狀繪制成圖，每冊前面又有土地的綜圖，仿佛魚鱗一般，因此稱“魚鱗圖冊”。最早出現(xiàn)在宋朝農業(yè)經濟較為發(fā)達的兩浙、福建等地。元末朱元璋初入徽境，采納休寧儒生朱升“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進諫，為魚鱗圖冊的普及和完善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發(fā)現(xiàn)因土地隱匿給國家稅收造成損失的嚴重問題后，開始編造完整、詳細的魚鱗圖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摸清了地權、清理了隱匿。這是地政管理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

魚鱗圖冊就是土地登記冊，因此在有些地方被稱作地畝冊、地畝坐落冊、弓口冊、丈量冊、流水圖、鐵版簿等等。魚鱗圖冊分為總圖和分圖兩種，分圖是以農村的基層組織——里甲為單位，每里制一圖，把一里同一地段內位置相連接但所有者不同的各塊土地，經過丈量呈報后，按照《千字文》的排字順序編號，繪成分圖，每份分圖詳細記載了地塊名稱、類別、面積等項，以及管業(yè)人籍貫、姓名、土地的形狀,用錢條勾畫出來。由于土地形狀多半是不規(guī)則的，故其圖狀，似魚鱗。再以若干里的分圖匯總為以鄉(xiāng)為單位的總圖?？倛D置于該鄉(xiāng)魚鱗圖冊的扉頁，其內容包括該鄉(xiāng)的封界四至、鄉(xiāng)都內的土地類別、數(shù)量、編號、業(yè)主以及道路、河流、山坑等。當時的記載稱這種魚鱗冊總圖是“鄉(xiāng)有封界。又有大四至，內計為田若干，自一畝至萬畝，自一里以至百里，各以鄰界挨次以往，造成一圖”。合各鄉(xiāng)之圖，而成一縣之圖，“則一縣之田土、山鄉(xiāng)、水鄉(xiāng)、陸鄉(xiāng)、洲時與沿河有水利常稔之田，其間道路之所占幾何，皆按圖可見”?？h圖匯總之后，逐級上報到戶部，戶部則匯總各地上報的土地數(shù)量，據(jù)此以征收田賦。

明代魚鱗圖冊，就其所登記的項目而言，已是相當完備的土地登記冊。它的編制，使賦役的征收具備了確實根據(jù)，多少防止了產去稅存或有產無稅的弊端，使政府稅收有了保證，耕地及稅額也有所增長。據(jù)洪武十四年統(tǒng)計，全國土地面積是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七百多頃。到二十四年，增至三百八十七萬四千七百多頃；賦稅收入僅米麥一項，也由洪武十四年的兩千六百一十萬余石，增至二十四年的三千二百二十七萬余石。魚鱗圖冊的編制，對于鞏固高度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基礎，曾發(fā)揮了較大的作用。

明初洪武十四年推行里甲制度。在此基礎上，對全國人口按所從事職業(yè)，主要分為民、軍、匠三類，進行造冊登記。軍戶提供兵役、民戶提供賦役，匠戶的包涵名目繁多，有匠戶（手工業(yè)）、灶戶（煮鹽業(yè)）、甚至樂戶（娛樂業(yè)）等等。各種戶籍世襲固定，嚴禁私自逃亡換籍。明朝法律還將貶斥戶籍作為懲罰的手段。

明朝時，各種戶籍居民都有固定的住所，沒有“路引”，也即是基層政府開具的介紹信，任何人不得離開住所百里之外。對于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民戶，“十戶為保，百一十戶為里”。設立保長、里長作為基層組織形態(tài)，負責貫徹政府的法令、征斂稅賦。民戶的一切情況變更都要登記在冊。

保甲行政系統(tǒng)之外，朱元璋還特別重視道德教化，每個村子都設有“申明亭”、“旌善亭”，作為村民解決日常糾紛、表彰善行的地方。道德化的基層控制也是《大明律》刑法能夠在有明一代能夠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這種以戶為單位，每戶詳列鄉(xiāng)貫、姓名、年齡、丁口、田宅、資產等，逐一登記在冊的“賦役黃冊”，因封面用黃紙，故稱“黃冊”。明代的黃冊10年一造，每冊一式4份。分別上報中央戶部及省、府、縣有關機構。黃冊與魚鱗圖冊一起，是明代各級政府征稅派役的基本依據(jù)。

明太祖朱元璋從建國初，即著手土地清丈、核定天下田賦，其數(shù)額列入《黃冊》即戶口冊，詳細登記各地居民的丁口和產業(yè)情況，每年審查一次。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編制《魚鱗圖冊》，分魚鱗分圖及魚鱗總圖。魚鱗分圖以田塊為單元編制，每張分圖上繪有田塊形狀草圖，旁注坐落、面積、四至、地形及土質（平原、山地、水邊、下洼、開地、沃壤、瘠貧、沙荒、鹽堿）等級，按照《千字文》順序編號，詳細登記每戶土地畝數(shù)和方圓四至，并繪有田產地形圖，以及所在都（相當于今鄉(xiāng)鎮(zhèn)）、圖（相當于今行政村）。另外圖上還設“分莊”一欄，用于土地買賣分割及父子兄弟分家時填寫。魚鱗總圖由各分圖田塊組成，田塊內注有田塊編號、面積及水陸山川橋梁道路情況，總圖上各田塊櫛比排列，看似魚鱗，故稱《魚鱗圖冊》。各圖的《魚鱗圖冊》經過匯總，形成以鄉(xiāng)為單位的總圖，再“合各鄉(xiāng)之圖，而成一縣之圖”?？h圖匯總之后，逐級上報到戶部，戶部則以各地匯總上報之圖，管理全國土地征收田賦。

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共核查出土地8507623頃。到明代中葉，由于賦稅苛重，人民紛紛逃亡，圖冊已紊亂失實。至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登記在冊的土地只有4228058頃，109年間竟減少了一半，而官府原掌握的大量國有官田，此時只占民田的七分之一。

明萬歷“無錫縣魚鱗圖冊”

明代中期以后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fā)展，農業(yè)、手工業(yè)中，商品經濟的因素日益增加。雇傭勞動開始向規(guī)?；?、組織化發(fā)展。黃冊制度被破壞，明初推行的魚鱗圖冊與實際逐漸不相符合，流為具文。歷朝官員開始探尋財政改革之路。

萬歷六年（1578），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扭轉明王朝經濟危機，決心改革賦役，最終在全國推行了[1]“一條鞭法”。

這次改革是以丈田均賦開始。在奏請神宗批準后，明廷開展了繼洪武清丈之后的第二次全國土地清丈。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全部清丈。萬歷八年（1580）內閣對清丈工作提出八項要求，清丈工作由布政使司及府、州、縣負責；嚴查隱占之土地和漏稅之田產，追繳欠稅。各縣清賬事宜由知縣主持。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土地的重新丈量和登記造冊，全國土地恢復到7013976頃，比弘治年增加近300萬頃，并于萬歷九年（1581）編制成新的《魚鱗圖冊》。

這張萬歷九年江蘇無錫縣魚鱗圖冊，見證著明代地籍發(fā)展史的進步。是中國歷史上土地登記制度的重大改革與完善。體現(xiàn) 在登記辦法嚴密，土地登記底冊（魚鱗圖冊）與賦稅底冊（戶口冊亦稱黃冊）分開。并以田為母，以人戶為子自成獨立系統(tǒng)。減少了隱漏，提高了土地統(tǒng)計質量。且形成了一整套的地籍管理制度。當年就為研究明代土地管理制度和地籍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清朝建立后，魚鱗圖土地賦稅管理法已名存實亡。但仍有徽州休寧一地編修較好。

清初，王公貴族的圈地、“三蕃”霸據(jù)及鼓勵地方鄉(xiāng)紳墾荒的政策，客觀上造成了土地兼并。于是，清朝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和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再度重新編造、補造魚鱗圖冊?，F(xiàn)存“休寧魚鱗圖冊”就是這一時期編修的，在以后的土地賦稅管理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被后人精心修補，妥善保存，一直使用到民國末期。

“休寧魚鱗圖冊”，在縣城4隅以天干編號，都圖則采用“千字文”編號。開本大小不等，內容、格式亦有細微之異。圖冊載明了所有田畝方圓、四周界至、土地沃瘠、戶主姓名，以及以后300多年的使用過程中業(yè)主變化、掛稅轉移記錄。它在承認和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要求業(yè)主按畝納稅。凡圖冊上登記的土地一旦買賣，都要向地方政府辦理田賦過割手續(xù)。因而記錄的內容相當詳細。

“休寧魚鱗圖冊”真實反映了徽州私有土地管理中的土地轉讓、租佃、買賣、課稅等關系，是研究徽州當時農村經濟狀況、農業(yè)墾荒政策、水利灌溉、土地測繪，以及田地轉移頻率、節(jié)奏等課稅依據(jù)，也是研究徽州商業(yè)和徽州農業(yè)之間關系的有力佐證。作為人類歷史記憶的共同遺產，今 天受到了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檔案學家、史學家的青 睞。

制作流程

據(jù)文獻記載，南宋紹熙元年（1190）漳州等地即開始編制這種圖冊，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進入清代后漸廢。洪武元年春，明太祖朱元璋針對兩浙富民詭寄田產、逃避賦稅之弊，派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實田畝。并在松江編制魚鱗圖冊。二年，又派國子生武淳等分別巡行州縣，全面清丈土地，查實田畝，編造土地清冊，即魚鱗圖冊。具體辦法是：根據(jù)各縣稅糧多少，將一縣分為若干區(qū)，每區(qū)又按土地的自然形態(tài)分為若干地段，由糧長率里長、甲首進行丈量，以田地為主，編排字號，詳列土地面積地形、四至、土質優(yōu)劣及上中下等稅則。有的圖冊還有“分莊”一欄，以備土地買賣時糧差過戶或父子兄弟析產之用。各州、縣、都、里將所轄境內的田地圖編在一起，櫛比排列，制成魚鱗總圖冊。各州縣年終統(tǒng)一造冊解府匯編成一府總冊。圖冊一式四份，分存于縣、府、布政使司、戶部。

價值

魚鱗圖冊史料價值，體現(xiàn) 在幫助專家開展了諸如土地制度等問題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尚屬初步。研究者利用十分有限的魚鱗圖冊資料，已經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章有義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藏的江蘇長洲三冊魚鱗簿，結合各時期基本史料，對相關地區(qū)的土地占有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如從長洲魚鱗簿中所見地權分配情況，可推論其對于整個蘇州地區(qū)所具有的一定的代表性。

專家認為：蘇州“由康熙初年（5—15年）至1949年，二百七八十年間，地主（包括富農）同農民占地的比率幾乎穩(wěn)定在65：35。看來，人們設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權不斷集中的必然性，在這里沒有得到證實”；“在地權比較集中的蘇州，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尚且占有不容忽視的比重，其他地區(qū)更可想而知。這就提醒我們，在研究中國封建土地關系時，不應無視小土地所有者即自耕農的問題?？梢哉f小土地所有一直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乃是中國封建土地制度的一個特色。如果把地主和佃農的關系當作土地關系的全部，那就未免片面，過于簡單化了。即使就租佃關系而言，也可能發(fā)生在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戶之間，甚至小土地所有者之間。某些地區(qū)地權比較分散而租佃關系卻比較發(fā)達，原因就在這里”。

研究

日本

日本學者中最先提出研究魚鱗圖冊的，是著名明史專家清水泰次，1934年他強調，研究中國江南土地制度時應對魚鱗圖冊加以考察，他還對魚鱗圖冊的有關文獻記載以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魚鱗圖冊實物作了介紹，并就魚鱗圖冊的由來、性質、作用等進行了探討。1935年，仁井田升發(fā)表《中國土地帳籍魚鱗圖冊的研究動向》，1936年又發(fā)表《中國土地帳籍魚鱗圖冊史的研究》，他的文章對當時有關魚鱗圖冊的研究作了評介，也對魚鱗圖冊的由來、編造情況等提出獨立的見解。1963年村松枯次發(fā)表《關于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魚鱗冊》，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各種魚鱗圖冊作了介紹，還探討了魚鱗圖冊的性質、作用和利用價值等。鶴見尚弘則是日本學術界有關魚鱗圖冊研究最有成就的一位學者，其對魚鱗圖冊資料的重視程度，也是他人所無法比擬。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鶴見尚弘對魚鱗圖冊進行了種種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已取得顯著成果。他首先就魚鱗圖冊作為史料的可靠性進行論證，其次還根據(jù)圖冊資料進行一系列統(tǒng)計和分析。當他再次把魚鱗圖冊的研究和土地制度等研究結合起來，使圖冊的史料價值得到了真正發(fā)揮。

何炳棣

我們還需注意美籍華人學者何炳棣有關魚鱗圖冊研究的成果，他在《中國古今土地數(shù)字的考釋和評價》一書中，既對魚鱗圖冊的起源作了介紹，又專章考實明初魚鱗圖冊編制的情況。可以說，何氏雖未直接利用魚鱗圖冊史料進行研究，但他遍尋史籍中有關魚鱗圖冊的記錄而展開的有關魚鱗圖冊本身（如從經界到魚鱗、魚鱗圖一詞的最早出現(xiàn)、魚鱗圖冊的獨特優(yōu)點、兩浙特別是婺州一地在魚鱗圖冊推行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明朝魚鱗圖冊的全面推行、魚鱗圖冊的“丈量”情況等等）的研究已經達到相當?shù)乃疁?。另一位美籍華人學者趙岡也相當重視魚鱗圖冊資料，在1982年出版的《中國土地制度史》中，他對此已有所論及。他最近的《簡論魚鱗圖冊》一文，則專題探討了魚鱗圖冊制度的沿革、圖冊的結構、丈量土地的方法、圖冊的可信度等問題，著重說明實畝與稅畝的關系，得出稅畝總額實際大于實畝總額的重要結論。

成果

統(tǒng)觀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圖冊的本題研究，如魚鱗圖冊的緣起與延續(xù)，魚鱗圖冊制度在明代的普遍實施；圖冊編造過程、成冊年代、圖實相符與否等問題的考實；圍繞田土存在形式、土地所有狀況、戶籍變遷情況等的初步研究。

與黃冊的差別

魚鱗圖冊和黃冊編制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相互配合征收賦役，但由于魚鱗圖冊“所重在田”,黃冊“所重在戶”,所以這二者對賦役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魚鱗圖冊重在田賦,黃冊則重在徭役。換言之，魚鱗圖冊作為征收田賦的根據(jù),所謂“就地問糧”或“坐圖還糧”。而黃冊是定差役的根據(jù),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役”。不過由于在明朝前期賦役制度在整體上是以戶為主的，因此黃冊在明前期的賦役征發(fā)上所發(fā)揮的作用更為明顯，《明史·食貨志》指出:“(太祖)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為準”。明人邱浚亦指出:“黃冊之制，版籍既定,戶口之或多或寡,物力之或有或無，披閱之項，一目可盡，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注之，無不當而均矣”。魚鱗圖冊在明前期更多起到稽核賦稅的作用。

魚鱗冊，又稱魚鱗圖冊、魚鱗圖、魚鱗圖籍、魚鱗簿、丈量冊，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土地登記簿冊，將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連接地繪制，標明相應的名稱，是民間田地之總冊。由于田圖狀似魚鱗，因以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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