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書

學術研究

研究概況

《史記》被認為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自漢至清，《史記》的研究專著與論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注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妒酚洝饭惨话偃迨f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萬五千余字，比《呂氏春秋》多二十八萬八千余字。《史記》規(guī)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后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采用這種體裁撰寫。[30]

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制、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jù)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注等領域。

主要注家

宋元之后，《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著作源源不斷出現(xiàn)。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南朝（宋）時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史記正義》（唐張守節(jié)）。司馬貞以《史記》舊注音義年遠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骃《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注》、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注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己見，撰成對后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并重，注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后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盵15]

宋后，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如清朝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及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

張文虎著《?？酚浖馑麟[正義札記》一書對《史記》的史文及注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jù)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采諸家，金陵局本就是經(jīng)過他的?？贾罂械?。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注考證》，《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只附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注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于注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lián)，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出來，大大節(jié)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家注優(yōu)越。[16]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

近人陳直之作，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辟蹊徑，創(chuàng)獲尤多。

匯集《史記》各家注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成書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楊家駱編纂整理，交由臺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注》稿本。

《史記》工具書，以《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于《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鐘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匯及習俗語，最為有用。

其他考訂

書名

作者

時間

刻本

史記探源八卷

崔適

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年）

刻本1

校刊史記集解索引正義札記五卷

張文虎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

金陵書局刻本2

史記正義佚文纂錄

李蔚芬

民國

刻本3

史記訂補八卷

李笠

民國十三年（1924年）

刻本4

史記瑣言（諸史瑣言卷一至三）

沈家本

清

沈寄簃先生叢書本5

學古堂日記·史記

雷浚 等編

清光緒

刻本6

史記校二卷

王筠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史記識誤三卷

周尚木

民國十七年（1928年）

石印本7

史記考證七卷

杭世駿

民國時期

《道古堂外集》刻本8

史記正訛

王元啟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

刻本9

史記校注

佚名

民國

影印本10

史記拾遺

林茂春

清

稿本11

史記注補正

方苞

清

廣雅書局刊本12

史表功比說

張錫瑜

清

廣雅書局刊本13

景佑本史記?？庇?/p>

龍良棟

臺灣影印本14

史記毛本正誤

丁晏

清

廣雅書局刊本

后世影響

史學影響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體裁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wǎng)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榜樣，仿效這種體裁修史相繼而起。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xiàn)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創(chuàng)的五體結構，在史學界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及價值。班固的《漢書》繼續(xù)沿用這種結構，此后歷代史書的敘事基本上延續(xù)了這種體例，它也成為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最基本的敘事結構之一。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這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已經(jīng)說明：“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二十八宿環(huán)北拱，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史記》的五體結構別具特色，但是這五種的體例卻互成脈絡，聯(lián)系密切，而且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是以歷史人物的事跡作為文章的中心，以人物為本位寫史的《史記》是一個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創(chuàng)造，在我國古代文學敘事方法上也是一個突破。

在《史記》這部鴻篇巨制中，本紀是全書的中心，而世家與列傳又補充和完善了本紀的內容，使本紀與世家和列傳之間構成了內在關聯(lián)，然后再以全部的紀、傳與表、志相關聯(lián)。這樣，就構成了紀傳體歷史敘述方法的系統(tǒng)。

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

中國古代，史學包含在經(jīng)學范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里，附在《春秋》之后。自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后，后世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西晉的荀勖適應新的要求，將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tǒng)

司馬遷的文學修養(yǎng)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jié)，不自知其所以然”。其中，《廉頗藺相如列傳》被列入小學生語文實驗教科書第18課《將相和》。

文學影響

由于《史記》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通史之先河，以敘事寫人見長，故事情節(jié)生動曲折、語言豐富、風格多樣，成為敘事文學的典范，這一時期的史傳和各種形式的雜傳及小說大多學習《史記》的寫人方法。[

《史記》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guī)模作品，為后代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

《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征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jié)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妒酚洝窞橹袊膶W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武俠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tǒng)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jié)，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淵源于《史記》的。

后世小說多以《史記》為取材之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和寒川子的《戰(zhàn)國縱橫》。

戲劇方面，由于《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后代戲劇取材的寶庫。例如元代文學家、散曲家鐘嗣成的《錄鬼簿》以及此后《錄鬼簿續(xù)編》等書所輯錄的700多種元雜劇目來看，有180多種的人物或故事與《史記》有關，幾占四分之一?，F(xiàn)保存下來的元雜劇，有152種；而史記戲則有15種，占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于《史記》的紀傳體為后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chǎn)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例如歷史學家趙世超教授認為，《漢書》中關于漢代前期的歷史記載，基本上原封不動照搬《史記》，其中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也沿襲《史記》的體例、范式和記敘。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以及各種敘事文體中蘊涵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個性描寫，也與《史記》所開創(chuàng)的傳記文學傳統(tǒng)有淵源關系。

散文方面，《史記》的敘事和行文方式，以及寫人記事的文體厘定了區(qū)別于駢文、詩詞歌賦的文學樣式——散文。韓愈、柳宗元所領導的古文運動，不僅在思想內涵和“發(fā)憤著書”的理論等方面繼承司馬遷在《史記》中所開創(chuàng)的敘事文體和散文范式，即使在文學實踐層面，也師事《史記》人物傳記的體例、行文結構、語用風格和“春秋筆法”。

國際影響

中國的傳記體文學以《史記》的誕生為標志，該書傳到朝鮮半島后對當?shù)貍饔浳膶W的發(fā)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新羅時期在民間以口碑文學的形式廣為流傳的《崔致遠傳》約在李朝末期被加工潤色成漢文小說。

《史記》英語譯本各具優(yōu)勢，有相應的讀者接受，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版本信息

《史記》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約有4種，分別為南宋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間建陽刊本；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紹興年間淮南東路轉運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為集解索隱二家注本，現(xiàn)存2種，一種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張杅刻本，一種則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耿秉重刻張杅本。

第四系：現(xiàn)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蔡夢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為2支。

第一支：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建陽黃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鎧刻本、明柯維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間崇文書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張文虎校本。

第二支較為復雜，這一支的起頭是蒙元中統(tǒng)二年（1261年）刻本，由中統(tǒng)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陽慎獨齋刻本、明建寧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間刻本。而從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國子監(jiān)刻本和北京國子監(jiān)刻本。而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本則從北監(jiān)本出。

此外還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閣十七史本，此本為單集解本，據(jù)說源自宋刻，但具體底本不詳，據(jù)此本重刻的則有清同治年間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書局刻）

作者簡介

司馬遷（前145年—？），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后任中書令。發(fā)奮繼續(xù)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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