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鳥庫吉是第一個借中國歷史記載中的零星資料企圖將匈奴語言歸類的學者，但是他自己也游移于突厥和蒙古兩種可能之間。

白鳥的結(jié)論早已被后來的阿爾泰語專家否定，他的研究無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爾泰語曾經(jīng)從匈奴語中繼承和吸收了不少詞匯，但不能證明匈奴語屬于兩者之一。

例如一代雄主冒頓單于之名一般被認同為北朝隋唐出現(xiàn)的突厥語“莫賀咄”，也即外蒙首都烏蘭巴托（紅色英雄）之“巴托”和清代常見的“巴圖爾”稱銜。

但是該詞在阿爾泰語中并無完滿解釋，反而在伊朗語中可以找到詞源。

蒲立本更用中國史料證明匈奴語和阿爾泰語互不相容的幾項特征，因此提出匈奴語甚至不屬于阿爾泰語系，而可能與葉尼塞區(qū)域的幾種語言有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