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經(jīng)

簡介

《法經(jīng)》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的成文法典（2011年及其之前的《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表述為“《法經(jīng)》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的封建成文法典”，2012年起刪去“封建”二字）?！斗ń?jīng)》成為以后歷代法典的藍本，它的制定者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他在魏國魏文侯的支持下進行變法，推行新政。為了保證變法的順利進行，保護經(jīng)濟、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維護新興地主階級所取得的利益，李悝在變法過程中制定了《法經(jīng)》。《法經(jīng)》既是變法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又是對變法成果的肯定。它不僅對魏國的發(fā)展發(fā)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整個中國法制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義。[1]這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tǒng)的封建地主階級法典。

《法經(jīng)》共分六篇三個組成部分，即盜、賊、網(wǎng)（或囚）、捕、雜、具。前四篇為“正律”，主要內(nèi)容是治“盜”“賊”?！侗I》法是保護封建私有財產(chǎn)的法規(guī)；《賊》法是防止叛逆、殺傷，保護人身安全和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法規(guī)?！肚簟肥顷P于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是關于追捕犯罪的法律;《雜》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具》是一篇關于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等法律原則的規(guī)定，相當于近代法律的總則部分，規(guī)定定罪量刑的原則。

立法目的

《法經(jīng)》是李悝在相魏時編纂的。李悝雖然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但是其老師卻是孔子的嫡傳弟子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子夏精于“務外之學”，是“務外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要是“重禮”和“博學”。李悝雖然跳出了其師的儒家門墻，但是卻還是繼承了其師的“重禮”思想。如《法經(jīng)》在廢除世卿世祿的同時，卻又正式確認了與封建等級相適應的權(quán)利和義務關系，宣布“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自一以上者誅”。從而表現(xiàn)了封建等級制度的森嚴。此外，“丞相受金左右伏誅”，也是保護特權(quán)者的一項具體規(guī)定。按董說注云：“刑不上大夫，故誅左右?！币陨戏N種無不反映了李悝在立法時思想深處受到的儒學羈絆。

據(jù)史書記載：李悝相魏，“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稘h書·藝文志》注曰：“（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由此可見，著《法經(jīng)》是身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悝在魏國實行變法改革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為了“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從其內(nèi)容上看，《法經(jīng)》的指導思想就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再結(jié)合《法經(jīng)》在《雜律》中對于“逾制”等罪名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法經(jīng)》反映了當時的貴族及新興的封建士大夫的加強、維護其地位的意志。

時代背景

從產(chǎn)生的時代來看，《法經(jīng)》與《十二銅表法》都產(chǎn)生于公元前5世紀。《法經(jīng)》是李悝為魏文侯師時編纂的，從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經(jīng)》誕生于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而《十二銅表法》，是于公元前450年制定完畢，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

《法經(jīng)》與《十二銅表法》雖處于同一時代，但由于兩者所處國家的歷史、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淵源上呈現(xiàn)出巨大的差異。

《法經(jīng)》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農(nóng)奴制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可以認定《法經(jīng)》及《法經(jīng)》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興的封建的自然經(jīng)濟基礎上的，其內(nèi)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經(jīng)濟關系所制約的。

形成

根據(jù)現(xiàn)有文獻，最早提到《法經(jīng)》的史料是由《晉書·刑法志》記錄下來的三國時期陳群、劉劭等人撰寫的《魏律·序》，其中有這樣的話“舊律因秦《法經(jīng)》，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薄稌x書·刑法志》對《法經(jīng)》有更加確切的說明：“是時（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jīng)》。”隨后《唐律疏議》中也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魏文侯師于李悝，集諸國法典，造《法經(jīng)》六篇?！薄短屏洹纷⒅幸灿蓄愃频恼撌?。至明末，董說在其編著的《七國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東漢桓譚《新論》中關于《法經(jīng)》的一段論述，對《法經(jīng)》作了更加詳細的闡述。自此之后，戰(zhàn)國時代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jīng)》，便被大多數(shù)學者認可。

但是，對于《法經(jīng)》是否存在及有關《法經(jīng)》材料的真?zhèn)危冀K有學者有疑義，認為李悝著《法經(jīng)》，戰(zhàn)國時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記》、《漢書》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說在《七國考》中所引的桓譚《新論》在南宋時就已散佚。因此懷疑《法經(jīng)》是后人的偽作。對此，我國的一些學者，發(fā)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統(tǒng)的論證了《法經(jīng)》的真實存在。其中何勤華教授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在總結(jié)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對于流傳下來的文獻史料，只要沒有明確的證據(jù)證明其是偽造的，一般都應認可其真實性。對《法經(jīng)》亦應如此?！惫P者對此持贊同觀點。

詳解

主要內(nèi)容

《法經(jīng)》的內(nèi)容有六篇，即《盜法》、《賊法》、《網(wǎng)（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李悝的《法經(jīng)》以《盜法》、《賊法》為首，是他認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是指竊取財貨，"賊"是指對人身的侵犯，也包括犯上作亂。有財貨怕被人竊取，當然是地主階級為多。侵犯人身，甚至犯上作亂，是對社會秩序的擾亂。這都是統(tǒng)治階級所大防的。由此兩篇法律可以看出，李悝的《法經(jīng)》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以鞏固封建統(tǒng)治秩序為出發(fā)點的?！毒W(wǎng)法》即囚法，是為了囚捕盜賊而設的，即"盜賊需刻捕，故著《網(wǎng)》、《捕》二篇。"據(jù)《唐律疏議》說，《囚法》講的"斷獄"，即審斷罪案的法律，《捕法》是有關"捕亡"，即追捕罪犯的法律。

《雜法》據(jù)《晉書·刑法志》記載，是包括對"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種違法行為的懲罰。"輕狡"是指對輕狂狡詐行為的處罰，"越城"是對不從城門進入而翻越城墻出入城?！俄n非子·外儲說左下》載，梁車為鄴令，其姐前去看他，至鄴天晚城門閉，"因逾郭而入，車遂別其足。"梁車姐"逾郭"即翻郭城墻而入，她的弟弟以為犯禁而被刑。"博戲"即是聚眾賭博。假即豭，指公豬。"借假"指男子寄宿于女子家，或稱為"妻有外夫"。"不廉"指貪財受賄。"淫侈"指荒淫奢侈的行為。"逾制"指器用超過了規(guī)定的封建等級制度。這些規(guī)定，是為維護封建秩序而設立的。

《具法》是"以其律具為加減"，即是根據(jù)犯罪情節(jié)和年齡情況，對判罪定刑加重或減輕的規(guī)定。

《太平御覽》卷八二一引《史記》，《通典·食貨二·水利田》。

主要體系

根據(jù)內(nèi)容和篇幅，《法經(jīng)》形成以下六大體系：

《盜法》是涉及公私財產(chǎn)受到侵犯的法律；

《賊法》是有關危及政權(quán)穩(wěn)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

《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

《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

《具法》是規(guī)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于現(xiàn)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他五篇為“罪名之制”，相當于現(xiàn)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

李悝認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所以將此兩篇列為法典之首?！毒W(wǎng)法》又稱《囚法》，是關于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guī)定；《捕法》是關于追捕盜賊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規(guī)定；《網(wǎng)》、《捕》二篇多屬于訴訟法的范圍。

《雜法》是關于“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guī)定，主要規(guī)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等?！毒叻ā肥顷P于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法律原則的規(guī)定，起著“具其加減”的作用，相當于近代刑法典中的總則部分。

《法經(jīng)》規(guī)定了各種主要罪名、刑罰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原則，涉及的內(nèi)容比較廣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維護封建專制政權(quán)，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chǎn)和奴隸制殘余，并且貫徹了法家“輕罪重刑”的法治理論。《法經(jīng)》的內(nèi)容及特點充分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與利益。

特點介紹

《法經(jīng)》的產(chǎn)生是在總結(jié)前人經(jīng)驗的基礎上，在立法精神、法典體例、立法技術等方面開中華法系之先河，可謂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都還處于中華法系的啟蒙時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類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點。

簡樸性

所謂簡樸性，是指構(gòu)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并無科學的分類和層次，體現(xiàn)在法典的體例上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實體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經(jīng)》和《十二銅表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從現(xiàn)存有關《法經(jīng)》的史料來看，《法經(jīng)》的主要內(nèi)容是以罪名為基礎的刑法條文，如董說在《七國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內(nèi)容“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為盜心焉。”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議》中說：“《囚法》今《斷獄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笨梢姟斗ń?jīng)》中也有相當于刑事訴訟法的內(nèi)容。而且《法經(jīng)》把維護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的《盜法》立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對某些民事關系的法律調(diào)整，只不過一如我國古代法律的特點，是以刑事手段來調(diào)整而已。

從后人轉(zhuǎn)述的只言片語中，我們?nèi)允强梢钥吹健笆斑z者刖”這樣以刑罰調(diào)整民事法律關系的條文，因此筆者認為推定《法經(jīng)》含有調(diào)整民事法律關系的條文的結(jié)論是可以成立的。從內(nèi)容上，可以認定整個《法經(jīng)》是一部民、刑、刑訴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從結(jié)構(gòu)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從其在魏國變法的最急切之處入手，先規(guī)定《盜法》、《賊法》；為了劾捕盜賊，再規(guī)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將其他一些罪名統(tǒng)統(tǒng)收入《雜法》，最后將相當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具法》列為尾篇?？梢娎钽υ诜ǖ浣Y(jié)構(gòu)上還遠未達到中國封建法律體系高峰時的水平，尚處于比較凌亂的階段。

原始性及野蠻性

從整個人類文明史來看，《法經(jīng)》與《十二銅表法》都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產(chǎn)物。《法經(jīng)》誕生于戰(zhàn)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而《十二銅表法》更是誕生于羅馬奴隸制社會的早期階段。因此，兩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帶有人類早期文明原始、野蠻的色彩，并在其條文中顯露無遺。雖然《法經(jīng)》擺脫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以刑統(tǒng)罪的刑法體系，改為以罪統(tǒng)刑，但是在對待刑罰的態(tài)度上卻沒有絲毫轉(zhuǎn)變。

《法經(jīng)》充分體現(xiàn)了法家重刑主義的思想。首先，它繼承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的各種肉刑如笞、誅、臏、刖、宮等，還規(guī)定了大量的連坐刑，如夷族、夷鄉(xiāng)等；其次，“重刑而輕罪”。《法經(jīng)》中稱“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還規(guī)定“窺宮者臏，拾遺者刖”，這樣規(guī)定的理由是“為盜心焉”。以上兩種表現(xiàn)，無疑使《法經(jīng)》抹上了濃厚的暴力殺戮的色彩，散發(fā)出原始氏族征戰(zhàn)與統(tǒng)治的血腥氣息。

局限性

雖然李悝在變法中提出了“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方針，并且在《法經(jīng)》中演變?yōu)椤安粍e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法治”原則，（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并為后來商鞅、韓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為信條。但是這種法治與在《十二銅表法》中呈現(xiàn)出來的西方“法治”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這種‘一斷于法’的‘法治’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觀念相提并論，甚至等同起來，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中國，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鎮(zhèn)壓工具，它幾乎就是刑的同義詞。而在古代希臘羅馬，法卻凌駕于社會之上，可用以確定和保護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在《法經(jīng)》中，有“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的條文，還有“犀首（將軍）以下受金則誅”的條文，都不能說不嚴厲，對奴隸社會的禮制原則也造成了極大的沖擊。但是這些“法治”措施擊潰了奴隸制等級秩序，卻又帶來封建等級秩序。封建社會仍是等級特權(quán)社會。而法家的“法治”觀最終仍是為“人治”服務，毫無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歷史地位

《法經(jīng)》作為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首先，《法經(jīng)》是戰(zhàn)國時期政治變革的重要成果，也是這一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jié)?！斗ń?jīng)》作為李悝變法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對這一時期社會變革的肯定。

其次，《法經(jīng)》的體例和內(nèi)容，為后世成文法典的編纂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法經(jīng)》六篇為秦、漢直接繼承，成為秦、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后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發(fā)展，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tǒng)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在內(nèi)容上，《法經(jīng)》中“盜”、“賊”、“囚”、“捕”、“雜”、“具”各篇的主要內(nèi)容也大都為后世法典所繼承與發(fā)展。

第三、《法經(jīng)》是維護封建國家的統(tǒng)治秩序，保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后來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以及漢代的法律，都受到它的極大影響，它為歷代封建法典所宗。

關于《法經(jīng)》，法律史學界主要對以下問題存在不同看法；一是《法經(jīng)》的真?zhèn)渭懊髂┒f《七國考》關于《法經(jīng)》引文的真?zhèn)?；二是《法?jīng)》的性質(zhì)，即《法經(jīng)》究竟是法典還是著作。

相關法經(jīng)

隋朝人，隋開皇十四年（594）撰成《大隋眾經(jīng)目錄》，簡稱《法經(jīng)錄》7卷。前6卷為別錄、大乘毗尼藏錄、小乘毗尼藏錄、大乘阿毗曇藏錄、小乘毗尼藏錄、大乘阿毗曇藏錄、小乘阿毗曇藏錄（以上六錄每錄均有眾經(jīng)一譯、眾經(jīng)異譯、眾經(jīng)失譯、集體化 別生、眾經(jīng)疑惑、眾經(jīng)偽妄六分）、佛滅度后抄集錄（包括西域圣賢抄集、此方諸經(jīng)抄集二分）、佛滅度后傳記錄（包括西域圣賢傳記、此方諸德傳記二分）、佛教滅度后著述錄（包括西域圣賢著述、此方諸德著述二分），共九錄四十二分。其分類法已擷取前代經(jīng)錄之長并加以系統(tǒng)化，但著錄譯經(jīng)只記時代，不詳年月，不別存佚，排次不依時代，不注引用的出處，是其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