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春霖

蔣春霖（1818～1868），近代詞人。字鹿潭。江蘇江陰人，寄籍大興（今屬北京市）。幼隨父蔣尊典，在荊門知州任所讀書。父死后，家業(yè)中落,奉母歸京師,屢試不中。咸豐二年(1852)，署富安場鹽大使。七年，母死去官，移家東臺。咸豐十年，先后入喬松年、金安清幕。后又做過六、七年的小鹽官。

蔣春霖早歲工詩，風(fēng)格近李商隱。中年，將詩稿悉行焚毀，專力填詞。據(jù)說他由于喜好納蘭性德的《飲水詞》和項鴻祚的《憶云詞》，因自署水云樓，并用以名其詞集，這個說法因為沒有蔣春霖留下的文獻證據(jù)，受到一些研究者懷疑。他重視詞的內(nèi)容和作用，認為："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偎薄破碎，失風(fēng)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fēng)流，極溫深怨慕之意。"（李肇增《水云樓詞序》）所作詞如〔臺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算子〕"燕子不曾來"等，多抒寫仕途坎坷、窮愁潦倒的身世之感，悲惻抑郁。其詠時事之作，如〔臺城路〕"驚飛燕子魂無定"、〔渡江云〕《燕臺游蹤，阻隔十年，感事懷人，書寄王午橋、李閏生諸友》等，雖被譽為"倚聲家老杜"，但內(nèi)容大都抒寫太平軍掃蕩江南時，士大夫流離之感以及對風(fēng)雨飄搖的清王朝的哀嘆。

他的詞講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煉字煉句，在清末頗受稱譽。譚獻稱其“流別甚正，家數(shù)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篋中詞》卷五）。蔣春霖生前刻于東臺，后收入杜文瀾《曼陀羅閣叢書》中。蔣卒后，他的好友于漢卿搜集未刻之詞，與宗源翰所藏，合刻《補遺》1卷?？娷鯇O也重刻過他的詞集。1933年出版的《詞學(xué)季刊》創(chuàng)刊號，又發(fā)表其未刻詞9首?？傆嬍Y春霖詞今存170余首。詩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叢書》，題為《水云樓剩稿》。

譚獻

譚獻（1832～1901），近代詞人、學(xué)者。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fù)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舉人。譚獻治學(xué)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學(xué)者?！白x書日有程課，凡所論著，隱括于所為日記”（《清史稿·譚廷獻傳》）。二十五、六歲后，潛心經(jīng)學(xué)，傾向今文學(xué)派，重微言大義。他的駢文，規(guī)仿六朝，高出時人，詩亦“優(yōu)柔善入，惻然動人”（吳懷珍《復(fù)堂詩敘》）。但以詞與詞論的成就最突出。

譚獻的論詞主張，本于常州詞派張惠言、周濟，較周濟"有寄托入，無寄托出"之論，更趨具體。他稱贊常州派興，"而比興漸盛"（《復(fù)堂日記》），極力推尊詞體。他認為，詞“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潔行芳，而后洋洋乎會于風(fēng)雅”（《復(fù)堂詞錄序》），不應(yīng)當視為“小道”；強調(diào)詞要有“寄托”，自謂早年讀詞，即“喜尋其旨于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選清人詞為《篋中詞》今集6卷，續(xù)集4卷，“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墻宇”（《復(fù)堂日記》），并詳著其流別；又曾評點周濟《詞辨》，皆意在闡發(fā)自己的論詞主張，影響甚大。葉恭綽說他“開近三十年之風(fēng)尚”（《廣篋中詞》）

晚清四大詞人

清末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并稱“晚清四詞人”。王、鄭、朱、況、文諸家詞內(nèi)容多涉及清末時事，寄興深微，風(fēng)格柔弱，繼承了常州詞派的傳統(tǒng)。諸家論詞，也主要崇尚常州詞派的基本觀點。所謂“沿常派之余波”，“未能別辟戶庭，獨樹一幟”（龍榆生語）。朱孝臧稱王鵬運“導(dǎo)源碧山，復(fù)歷稼軒、夢窗，以還真之深化?！辟潛P他實現(xiàn)了周濟的理論。王鵬運則稱朱孝臧是六百年來獨得夢窗（吳文英）神髓者。

王鵬運

王鵬運（約1848～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號半塘老人，晚年自豪鶩翁、半塘僧鶩。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陰。王鵬運初嗜金石，20歲后始專一于詞。由于他大力倡導(dǎo)詞學(xué)，且能獎掖后輩，著名詞人文廷式、朱孝臧、況周頤等均曾受其教益。成就突出，在詞壇聲望很高，向被尊為"晚清四大家"之冠。他力尊詞體，尚體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從追琢中來”等，使常州詞派的理論得以發(fā)揚光大，并直接影響當世詞。況周頤的《蕙風(fēng)詞話》許多重要觀點，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詞學(xué)的興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朱孝臧評王鵬運的詞作，“導(dǎo)源碧山（王沂孫），復(fù)歷稼軒（辛棄疾）、夢窗（吳文英），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半塘定稿序》），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其早年詞與王沂孫為近，多寫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題畫像》等。甲午至辛丑間（1898～1901）身為諫官，并與文廷式等唱和，頗有傷時感事之作，詞風(fēng)近辛棄疾。如〔祝英臺近〕《次韻道希感春》、〔謁金門〕"霜信驟"、〔滿江紅〕《送安曉峰侍御謫戍軍臺》等，蒼涼悲壯，饒有壯夫扼腕之概。他同朱孝臧、劉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詞》,也不乏對國勢衰微的深沉悲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還是反映了對清廷江河日下趨勢的無可奈何的哀嘆。有的詞用典過多，不免流于晦澀。王鵬運用了30年的時間，校勘《花間集》以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和《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又校刻《吳夢窗詞》。他用漢學(xué)家治經(jīng)治史的方法以治詞，?？本珜?，向為學(xué)者所稱道。

朱孝臧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謀，字藿生，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村，別署上彊村民。歸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工書法，宗顏褚，擅行楷。精詞學(xué)，為清末四大詞家之一。朱孝臧早歲工詩，風(fēng)格近孟郊、黃庭堅，陳衍稱其為“詩中之夢窗（吳文英）”，可以樂“枵然其腹者”（《石遺室詩話》）。光緒二十二年(1896)，王鵬運在京師立詞社，邀其入社， 方專力于詞。所受鵬運影響指教甚多。他將自己生平所學(xué)抱負，盡納詞中，頗有關(guān) 系時事之作。如〔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yè)》、〔聲聲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賦落葉詞見示感和》、〔燭影搖紅〕《晚春過黃公度人境廬話舊》、〔摸魚子〕《梅州送春》、〔夜飛鵲〕《香港秋眺》等表現(xiàn)對維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緒帝珍妃的遭遇，抒發(fā)壯懷零落、國土淪喪之感，悲惋沉郁。晚年雖詞境更趨高簡渾成，內(nèi)容除偶及軍閥混戰(zhàn)情事外，多為遺老孤獨索寞情懷或流連海上歌場之作。他的詞取徑吳文英，上窺周邦彥，旁及宋詞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見，“勘探孤造”（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銘》），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講究審音，有“律博士”之稱。所以被時人尊為“宗匠”，乃至被視為唐宋到近代數(shù)百年來萬千詞家的“殿軍”。王國維稱其為“學(xué)人之詞”的“極則”（《人間詞話》）。著有詞集《彊村語業(yè)》3卷，詩集《彊村棄稿》1卷。

鄭文焯

鄭文焯，奉天鐵嶺（今屬遼寧）人。嘗自稱山東人。出生于世代仕宦之家，青少年時期曾隨其父宦游山西和陜西一帶，享受過富貴公子的生活。大約在其20歲前后經(jīng)歷了由富貴到貧窮的急劇轉(zhuǎn)變。其《己卯重九》云：“十載繁華一夢收，及時行樂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閑恨，滿目青山憶舊游。翠袖空沾知己淚，黃花須抽少年頭。一年一度逢佳節(jié)，忍賦新詩斷送秋”。

光緒元年（1875）中舉，曾任內(nèi)閣中書。因多次會試不中，遂絕意進取，棄官南游，旅居蘇州。曾為江蘇巡撫之幕賓。喜與文人名士交游。喜鶴，人見之，常一琴一書，一鶴舞于其間。人民國，以清朝遺老自居，先后謝絕過清史館和北京大學(xué)之聘，而以行醫(yī)賣畫自給。

鄭文焯工詩詞，通音律，擅書畫，懂醫(yī)道，而以詞人著稱于世，人稱晚清四大詞人之一。俞樾曾對其詞給予頗高評價。著有《大鶴山人詩集》及詞集《瘦碧詞》、《冷紅詞》、《比竹余音》、《笤雅余集》和詞論《詞源斟律》等。其大部分著作曾合刊為《大鶴山人全書》。

況周頤

況周頤（1859～1926），近代詞人。原名周儀，以避宣統(tǒng)帝溥儀諱，改名周頤。字夔笙，一字揆孫，別號玉梅詞人、玉梅詞隱，晚號蕙風(fēng)詞隱，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寶慶。

況周頤以詞為專業(yè)，致力50年，為晚清四大家之一。20歲前，詞作主"性靈"，"好為側(cè)艷語"，"固無所謂感事"（趙尊岳《蕙風(fēng)詞史》）。光緒十四年（1888）入京后，與當時詞壇名家同里前輩王鵬運同官，以詞學(xué)相請益，得所謂重、拙、大之說，詞格為之一變。稍尚體格，詞情也較沉郁，如〔齊天樂〕《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戰(zhàn)爭時，憤于外敵入侵，寫下一些傷時感事、聲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賦》、〔蘇武慢〕《寒夜聞角》、〔水龍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魚兒〕《詠蟲》、〔水龍吟〕“聲聲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騎還驕，棲鴉難穩(wěn)”的現(xiàn)實和“壯懷空付，龍沙萬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則是對清室的興衰、君臣的酣嬉，深致憂思，如〔三姝媚〕的“紅樓依然，玉容歌舞”、〔鶯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淚”等。 辛亥革命后，況周頤與朱孝臧唱和，受朱影響，嚴于守律，于詞益工，但大都是“故國”之思，抒寫封建遺老情緒。

況周頤尤精詞評。著有《蕙風(fēng)詞話》 5卷，325則。是近代詞壇上一部有較大影響的重要著作。1936年，《藝文》月刊又載《續(xù)編》2卷，凡136則，系輯自況氏各種雜著。1960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取正續(xù)兩編為一集，統(tǒng)名《蕙風(fēng)詞話》，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合刊出版。況周頤的詞學(xué)理論，本于常州詞派而又有所發(fā)揮。他強調(diào)常州詞派推尊詞體的"意內(nèi)言外"之說，乃"詞家之恒言"（《蕙風(fēng)詞話》卷四），指出"意內(nèi)為先，言外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風(fēng)詞話》卷一），即詞必須注重思想內(nèi)容，講究寄托。又吸收王鵬運之說，標明"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論詞突出性靈，以為作詞應(yīng)當"有萬不得已者在"，即"詞心"，"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強調(diào)"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廢學(xué)力，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有其自具特色的詞論體系。此外，論詞境、詞筆、詞與詩及曲之區(qū)別、 詞律、 學(xué)詞途徑、讀詞之法、詞之代變以及評論歷代詞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朱孝臧曾稱譽這部詞話、認為它是"自有詞話以來，無此有功詞學(xué)之作"（龍榆生《詞學(xué)講義附記》引）。

清詞的特點

近人梁啟超著《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以為清代詩文皆趨衰落，獨詞“駕元明而上”；朱孝臧以為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詞鈔序》引）。

有些學(xué)者認為：“清詞特點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清詞總集，舊有王昶的《國朝詞綜》，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xù)編》等。今人陳乃乾編《清名家詞》初編已刊印著名詞人的專集 100種；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入選的詞人有3196人。詞人之多，大大超過前代。更重要的，不僅詞人數(shù)量多，而且作品確有較高質(zhì)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論高?！俺Ｖ菖伞痹谠~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方面的理論都是眼界較高的，較諸前代有發(fā)展。其他清代詞人的論詞文章或詞話，也不乏獨到之言。這對于近代幾部精彩的詞話的出現(xiàn)，有直接的影響。詞的理論的發(fā)展，一方面對清詞的創(chuàng)作有促進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詞的創(chuàng)作成就的基礎(chǔ)上作出的經(jīng)驗體會的總結(jié)。第三，功夫細。清代詞人，無論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參約取，用功細密；不以模擬為滿足，力求出新變化，有所創(chuàng)造。他們在詞的意境上受到種種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藝術(shù)技巧方面的細微功夫，在詞的發(fā)展史上，不愧是后來居上的?！?/p>

清詞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于明末云間詞派影響，清初文人填詞蔚然成風(fēng)；其次，明清鼎革，文字獄橫行，文人寫詩作文動輒得咎，大量文人就將才學(xué)轉(zhuǎn)投入填詞；第三，宋代之后，詞樂失傳，填詞成為案頭文學(xué)，使得文人所受束縛大大減小，填詞自由大大增加。第四，康熙皇帝利用一些詞人聲望，將填詞也納入正統(tǒng)文化，使得詞的地位在官方認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雖然因為這些原因使得詞人和詞作大增，但是數(shù)量不能決定一切。清詞人雖多，但是能與宋詞名家相媲美者屈指可數(shù)，這中間還有個別詞人大量因襲前人詩詞成句，使得詞藝地位更受動搖。相比宋詞，明末詞和清詞數(shù)量

上的優(yōu)勢絲毫不能挽救質(zhì)量上的劣勢。清詞功夫雖細，但是卻流于瑣碎，與宋詞相比，亦無回天之力。立論雖高，卻也只是眼高手低，試圖推尊詞體，卻力不從心。

綜合而言，清詞雖然號稱中興，總體成就卻只能是二流，高過總體成就三流之明詞，卻低于成就一流之宋詞。 部分清詞研究者將宋詞作為詞的開花期，將清詞作為詞的結(jié)果期，這是沒有文藝上的依據(jù)的。以上只是總體上的比較，若從個體上分析，明末詞與清詞中婉約詞一派，尚有明末陳子龍與清初納蘭性德、清末蔣春霖可媲美宋詞婉約名家。尤其是陳子龍后期詞集《湘真閣存稿》更是當行本色，含剛健于婀娜，深得李煜詞與北宋詞之精髓；納蘭詞中精品之作哀感頑艷，韻格在“花間”、北宋之間，這兩大高手算是明清詞人中罕見的亮點。

至于陳維崧主盟的豪放一脈與朱彝尊主盟的清空一脈之成就，后世爭議教大，但不管是稱贊者還是貶低者，均認為他們遜于蘇軾、辛棄疾與姜夔。晚清詞壇領(lǐng)袖譚獻（1832-1901）總結(jié)明清二代詞壇，最推崇者恰也只有陳子龍和納蘭性德：“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飲水（納蘭）次之?！逼浯蝿t推崇蔣春霖與項廷紀：“閱蔣鹿潭（蔣春霖）《水云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為第一流矣。閱項蓮生（項廷紀）《憶云詞》，篇旨清峻，托體甚高，一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xí)。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丁稿一卷，遍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其他人俱被譚獻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評價均見于譚獻《復(fù)堂日記（戊辰年）》，后譚獻關(guān)門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詞評和詞序，合為《復(fù)堂詞話》，譚獻晚年審閱定稿。）

后代對清詞之識見，難超譚獻。王國維《人間詞話》在“境界說”等方面價值雖大，但在評價明清詞人時，卻難免義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個人偏嗜而任意詆毀一些詞人，有失大家風(fēng)范；梁啟超并非評詞專家；朱祖謀為常州派后勁，在填詞和校勘典籍方面貢獻不小，但是門戶之見較深，以學(xué)問評詞，脫離文本解讀，胡適全盤否認明清詞，更是武斷粗暴。他們對清詞的認識均不及譚獻清醒。但由于譚獻逝世于1901年，因此對清末民國初重要的幾位詞人朱祖謀（朱孝臧）、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文廷式、王國維等人無法進行客觀評價，只是在《復(fù)堂詞話》中偶爾評論其中數(shù)位，卻并未對他們的地位進行評價，而且譚獻去世之后，這些詞人中的創(chuàng)作還延續(xù)了長短不長的時間，譚獻無法為他們“蓋棺定論”，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此外，譚獻的評價無法避免門戶之見，雖然他并未過分推崇常州派先輩的地位，但是卻否認了陽羨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詞人之地位，認為他們“俱非上乘”，似難服眾。但是，后代著名詞評家也大多沒有對陽羨派和浙西派進行高度評價。明末詞和清詞整體不如宋詞甚多，是不爭的事實，高手也僅限于婉約派屈指可數(shù)的三四個，且無法超越宋詞相應(yīng)高手。

清麗的詞句

清詞：清麗的詞句。

南朝 梁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清詞轉(zhuǎn)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唐 芮挺章《序》：“取 太沖 之清詞，無嫌近溷；得 興公 之佳句，寧止擲金?！?清 龔自珍《西郊落花歌》：“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里多清詞?！?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孔另境編序》：“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托?！?/p>

詞從南宋之后開始進入衰微期，直到明末，以陳子龍為核心的云間詞派崛起，詞藝才開始接續(xù)兩宋，并形成清詞中興之局面。明末清初詞和清詞常被后代籠統(tǒng)稱為“清詞”。

清詞整體成就雖然不及宋詞，但是也出現(xiàn)陳子龍、陳維崧、朱彝尊、厲鶚、納蘭性德、項鴻祚、蔣春霖、譚獻、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文廷式、王國維等著名詞人。除以上著名詞人外，較有成就者還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屈大均、吳偉業(yè)和清初的彭孫遹、王士禛、尤侗、余懷、徐釚、曹貞吉等人。因此清詞在文學(xué)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