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筆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學者焦竑的一部筆記體著作，所載內容匯集了大量有用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中“古詩無葉音”的創(chuàng)見是對古代音韻學的一大貢獻，文字訓詁的成果有嘉惠后學之功，辨?zhèn)蔚奈淖终撧q有力，關于注疏的條目注重解惑糾謬，對于古籍的考據則廣泛而精細?！督故瞎P乘》內容廣博，包括著豐富的文獻學研究成果，論述明代以及中國古代文獻學發(fā)展史，不能忽視對該書的深入探討。

《焦氏筆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學者焦竑的一部筆記體著作。

焦竑治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博洽貫通。他“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明史·焦竑傳》）。這一點在《焦氏筆乘》中有充分反映。該書分正集六卷，續(xù)集八卷，凡二十余萬言，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有古史記載的正誤、名物制度的考據、文章詞賦的品評、儒家經典的解釋、佛道教義的闡發(fā)、古今人物的臧否、師友言行的記述、當時事件的記載、文字音義的考證、目錄版本的研究、古代醫(yī)方的撮錄、地方文獻的輯證等等諸多方面的記述。

《焦氏筆乘》是焦竑讀書和講學的筆記輯集，其中有許多前人著述的轉錄，而又未盡注明出處，亦難免有以訛傳訛之誤，致使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譏評。但是，統觀全書，所載內容匯聚了大量有用資料，其中多有焦氏自己的心得體會和真知灼見，而且保存了許多有關當時人物史事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正因為如此，焦竑在世時《焦氏筆乘》即受到學人重視。萬歷八年（1580），先有“友人”將該書刻印了數卷；萬歷三十四年（1606），全部正、續(xù)兩集《焦氏筆乘》由焦竑的學生謝與棟刻印行世；且隨后又多次再版印行。后世學者也很推崇該書。如明末清初學者方以智所著《通雅》之中，就屢屢引證《焦氏筆乘》之說，到了清末及民國時期，《粵雅堂叢書初編》、《金陵叢書乙集》、《叢書集成初編》、《國學小叢書》等多部叢書將該書收入其中。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將《焦氏筆乘》列入《明清筆記叢書》，加以點校出版。這一切足以說明《焦氏筆乘》的重要性，很有必要認真研讀，發(fā)掘其精華，以利學術研究的進步。但是，筆者至今尚未見到全面研究《焦氏筆乘》的專論發(fā)表，故而不揣淺陋，從文獻學角度對該書的學術價值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

音韻是研讀古代文獻不可回避的一門學問，《焦氏筆乘》中有十余條涉及音韻的文字。其內容大體分為兩類。一是指出文字的具體讀音，如《霓可兩音》、《甄有三音》、《敦有九音》、《琵、番、蒲、司、帆作仄聲》等。二是對音韻學的一些問題加以探討，如《三十六字母》、《次韻非始唐人》等。其中正集卷三《古詩無葉音》一條尤為重要，是焦竑對古代音韻學的一大貢獻。

“葉音”之說大約出現于六朝時期，當時學者讀古書時感到用韻有不和諧的地方，便不加以深思地把某字改讀為某音，稱之為“葉韻”或“葉句”，而且認為古人也是如此求得和諧的。其實這是沒有意識到古今語音也是在不斷發(fā)生變化的。唐中葉以后，改讀古人文字以求葉韻的風氣更加盛行。宋代吳蒶的《韻補》、鄭庠的《詩古音辨》也是以葉韻為基礎編成的。焦竑在研究《詩經》時認識到，音韻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fā)生變化，因而率先提出了“古詩無葉音”的創(chuàng)見?！豆旁姛o葉音》首先明確指出：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曰：“此葉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葉“葭”與“·”，又音“五紅反”而葉“蓬”與“·”；“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葉“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葉“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

接著引證文獻，舉例說明：

如“下”，今在“”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為“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為“母氏勞苦”；《大雅·綿》“至于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之類也?！胺?，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為“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為“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葉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耳目所不逮，而穿鑿附會，良可嘆矣！

焦竑在這里一掃前人讀古音的謬誤，建立了葉韻即古音的理論。

受焦竑的啟發(fā)，他的好友、音韻學家陳第進一步闡發(fā)其古音學理論，撰成《毛詩古音考》四卷，并請焦竑為之作序。陳第之書，列舉四百余字，每字先以《詩經》自證，細致周到，確鑿有據，使“古詩無葉音”

之說成為不刊之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毛詩古音考》頗為推崇，認為開創(chuàng)古音韻研究“以經證經”，“廓清妄論”的新局面，“此書實為首功”。（《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二《經部·小學類三》）四庫館臣對陳第之書的評價并不過分，然而卻忽視了焦竑的啟迪作用。其實陳第在《毛詩古音考跋》中說明撰作起因時曾明確提及：“往年讀焦太史《筆乘》曰‘古詩無葉音’，此前人未道語。”清初江永《古韻標準·例言》亦說：陳第“最有功于《詩》者，謂古無葉音，《詩》之韻即是當時本音。此說始于焦竑弱侯，陳氏闡明之。”對于《毛詩古音考》的著作過程，李焯然先生《焦竑與陳第———明末清初古音學研究的兩位啟導者》一文曾做過考證，其中指出：“萬歷二十九年辛丑（1601），陳第讀到焦竑 ‘古詩無葉音’ 之說，才刺激起他進行考證的念頭。萬歷三十二年甲辰（1604），陳第游金陵，特向焦竑問學，經焦竑指正，才著手編撰《毛詩古音考》，這事并見載于焦竑《澹園集》卷十四《毛詩古音考序》及金云銘《陳第年譜》萬歷三十二年條。觀此可見‘古詩無葉音’之說，確是焦竑的創(chuàng)見，而陳第的研究是深受他的影響的?！雹?因此焦竑在我國音韻學發(fā)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而《焦氏筆乘》所載《古詩無葉音》這條材料的價值也不言而喻了。

二

文字是文獻的基礎，研讀古代文獻首先碰到的就是文字問題，因而文字學與文獻研究密切相關。焦竑對古代文字做過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有不少獨到見解，這在《焦氏筆乘》中也多有反映。

“六書”是古代學者分析漢字形、音、義而歸納出來的六種造字條例，是文字學的基礎理論之一。研究文字學，首先碰到的就是“六書”

問題?！督故瞎P乘》中，有《鄭夾說論六書》、《熊朋來論六書》、《（楊）用修論轉注》、《（周）伯琦論轉注之誤》等十余條文字評論前人關于“六書”的看法，并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焦竑認為：《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舊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正集卷六）

漢字是表意文字，“象”字最能體現這一根本特征，焦竑的觀點是有道理的。

對于假借，前人說法各異，且語焉不詳，難以理解。焦竑舉例說：如兵甲之甲，借為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為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假借。（正集卷六）這里實際說的是假借借音不借義。為了對假借有更明確的理解，正集卷六專有《古字有通用假借用》一條，從《易》、《詩》、《書》、《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國語》、《說文》、《史記》、《漢書》、《三國志》、《孟子》、《莊子》、《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山海經》、《風俗通》等數十種古文獻中，摘引出一百多組通假字，以大量的具體例證為假借的含義作了注腳，其例如：《國風》“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眉目之間也?！段骶┵x》“臲藐流盼，一顧傾城”；注“臲，眉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臲三字，古通用。

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國，何渠不若漢”；《長安狹斜行》“丈夫且徐徐，調弦渠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黃魯直“木穿石·

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樂府、王融《三婦艷詩》，#作“遽”

字。宋王·引《庭燎》詩注云：“夜未渠央，渠當呼作遽，謂夜未遽盡也?！鼻㈠峁磐ㄓ谩?/p>

至于轉注，焦竑指出，元代周伯琦等人所說“轉注者，側山為阜，倒之為幣”，是錯誤的。從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轉注，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轉音頓，而為《爾雅》“敦丘”之敦；又轉音對，為《周禮》“玉敦”之敦，所謂一字數音也……轉注如注水行地，為浦為溆，各有名字矣。（正集卷六）上述焦竑對“六書”的見解雖然未必皆是，但其用力精微，確有超過前人之處，不愧為一家言。

在對文字學的深入研究中，焦竑發(fā)現“號稱博洽”的漢代大儒，如鄭玄、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等人，“其所訓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于是在正集卷六專有《漢儒失制字之意》一條加以批評：

姑以釋親言之，如父云，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養(yǎng)子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于祖也。男，任也，任功業(yè)也。女，如也，從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問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妻，齊也，與夫齊體也。妾，接也，以時接見也。凡此率以己意牽合，豈知古人命名立義，固簡而易近乎？……乃漫不之省，輒為之附會，其說亦鑿矣哉？

那么這些字的本義究竟如何？焦竑依據古文字的形體，經過細致的分析，做出了符合漢字造字規(guī)律的較為合理的解釋：今以六書及許慎《說文》考之，蓋父字從從ㄧ，即手字，ㄧ即杖，以手執(zhí)杖，言老而尊也。母字從女從兩點，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從口從人，象同胞之長，以弟末有知而諄諄誨之，友愛之情也。弟字上象·角，中象擎手，下象·足，不良于行，義當從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

孫字從子從系，子之系，所以續(xù)祖之后也。男字從田從力，壯而力田，供為子職也。女字象兩手相掩，斂足而坐，淑德貞閑也。姑字從女從古，齒德俱尊，觀舅從臼可知也。姊字從女從·，·即古紱字，紱為蔽膝，義取在前，觀妹從末可知也。夫字從天而出，象妻之所天也。婦字從女從帚，承事舅姑之義也。妻字從女從尚，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從女從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細玩篆文，其義立見。

在《焦氏筆乘》中還有大量訓釋字義的文字，例如續(xù)集卷三《提耳》條云：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

《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為近雅也。

這些例證說明，焦竑不拘泥于陳說，注重結合字形探求本義，根據上下文內容考察字義，具有高人一籌的訓詁水平，其訓詁成果也確有嘉惠后學之功。

三

我國古代文獻，特別是魏晉以前的古籍中，有相當一部分作者名不符實，內容也多為后人所混淆?？急婀偶?zhèn)?，是文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督故瞎P乘》中也有多條考辨?zhèn)螘奈淖帧?/p>

《古文尚書》自唐代開始即有人疑其為偽作，但宋元明時期尚意見不一，直至清代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才最終論定《古文尚書》之偽，得到學界公認。在閻氏之前的焦竑，亦認為《古文尚書》系造偽之作，并在《焦氏筆乘》正集卷一、續(xù)集卷三分條轉錄了元代趙孟瞓、明代梅·、歸有光等學者具體論述《古文尚書》之偽的證據。這無疑是支持正確的學術見解之舉。

正集卷六則設有《偽書》一條，以作者豐富的學識，從地理、典章、人物、歷法、辭語等多角度考證，指出《本草》非神農書，《山海經》非禹、益書，《三墳》非伏羲、神農、黃帝書，《三略》、《六韜》非太公書，《爾雅》非周公書，《左傳》非丘明書，《汲冢》非周書，《子華子》非程本書，《倉頡篇》非李斯作，《列仙傳》非劉向作。其考證文字大多甚為有力，不容辯駁。如論《本草》：“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再如論《三墳》：“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于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

祭天地于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圣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最后還指出造偽及偽書流傳的原因：或摹古書而偽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致使好事之流，曲為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至于后人對于古代文獻“以己意而妄增”的情況，《焦氏筆乘》中亦有《〈史記〉多為后人淆亂》《〈莊子〉外篇雜篇多假托》等條目，其論辯也頗令人信服。如前者云：

太史公歿于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断嗳鐐鳌芬龘P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wèi)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為后人所淆亂者多矣。古書喪真，可為嘆息?。ㄕ矶?/p>

四

古代文獻流傳久遠，隨著時間的推移，前人著作的意義不經解釋就難以明了，因而傳注古籍是文獻學的一項基本內容，《焦氏筆乘》中有許多彌補前人疏漏，進一步詳釋字詞、掌故、典章制度的條目。例如正集卷二《酎金》條說：

漢諸侯王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金于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弊⒃啤耙虬嗽聡L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再如正集卷三《白打錢》條云：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表f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庇眯拊疲骸鞍状蝈X，戲名，未明指為何事?！卑础洱R云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庇侄x公有“白打大斯?！?/p>

以上兩條均說明焦竑讀書廣博而精微，且學以致用，注重解惑。這樣的注釋對于閱讀古籍當然大有助益。

由于時代相隔，文化嬗變，古今差異甚大，各代學者的注釋難免出現種種失誤。如任謬誤流傳，則貽害無窮，因此焦竑在講學論道時十分重視糾正前人之誤的工作?！督故瞎P乘》中也存有大量糾謬的內容，如正集卷一《赤族》條云：

1

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這是糾正前人注疏中對詞義的誤解，再如正集卷二《徐廣注誤》條中說：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為：“‘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贝瞬煌ㄌ煳墓室病Ｉw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于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系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

這是運用天文學知識判定徐廣注解的錯誤。又如正集卷二《煮棗》條：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睍x灼曰：“《地理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鳖亷煿旁唬骸凹仍乒ロ椉乐髼?，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末詳其處耳?！笨肌逗鬂h·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贝苏诖蠛又?，可以補《漢》注之闕。

此條涉及“煮棗”的地理位置，晉灼與顏師古意見不一。焦竑通過考察《后漢書·地理志》，明辨是非，既補充了顏師古注釋之不足，又糾正了晉灼之誤。此種正誤的文字甚多，此不一一列舉，但僅從上述幾條，也足可看出《焦氏筆乘》中所含注疏資料的價值。

五

焦竑作為明代為考據學推波助瀾并卓有成就的重要學者，其學術成果不僅體現在考辨?zhèn)螘⒓m正前人注釋之誤上，還主要地表現于對大批古代典籍的考證研究?！督故瞎P乘》成書之時，焦竑即在《自序》中說：“余觀古今稗說，不啻千數百家，其間訂經子之訛，補史傳之闕，網羅時事，綴輯藝文，不謂無??；而膚淺杜撰，疑誤觀聽者，往往有之。余尚欲投一枝于鄧林間哉！”因而直接對古代文獻研究考證成為《焦氏筆乘》的重要內容。其中有說詩文用字不當的，如正集卷一《太白詩誤》：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卑础妒酚洝罚骸白臃渴跁萆??！弊ⅲ骸佰菀翕酥^橋為圯?！倍植粦獜陀谩?/p>

有論史書記載失誤的，如續(xù)集卷五《〈通鑒〉之誤》：《通鑒》載：“唐太宗臂佳鷂，望見魏征，納之懷。征奏事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卑窗讟诽臁东I續(xù)虞人箴》云：“降及宋瞡，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瞡趨出，鷂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眲t是宋瞡諫明皇，非征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據依。今《唐書·征列傳》亦不載此事。

有考古籍流傳中版刻之誤的，如正集卷一《盜竽》：《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余食，而資貸有余，此之謂盜竽?！薄俄n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眾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苯癖菊`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有評傳引前人文句而昧其意義的，如正集卷三《〈通鑒〉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 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 之字曰‘常’?！敝^君諱，臣下所避者，故變邦為國，變盈為滿，變恒為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矨王，恒王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锻ㄨb》西漢諸帝下注，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啟之、徹之為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為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有疏證史書內容的，如正集卷三《孟子非受業(yè)子思》：《史記》載孟子受業(yè)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為親受業(yè)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鬃又?，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有列舉同為一事而史籍記載相異的，如續(xù)集卷五《〈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xiāng)，韓、趙賓從，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 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薄秴问洗呵铩份d：“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 商文曰：‘何謂也？’ 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 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而吾上，命也夫事君！’ 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 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乎！’”二書所載，即一事耳?！妒酚洝贩Q田文，《呂紀》為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記載為核。

還有續(xù)集卷四《逸詩》，指出了《詩經》三百零五篇之外散見于古代典籍文獻中的“逸詩”篇名和詩句，說明孔子“當時刪取之余，不為不多”。這一條先羅列了見于《家語》、《尸子》、《尚書大傳》、《穆天子傳》、《汲書》、《史記》、《國語》、《燕禮》、《左氏》、《琴錄》、《楚辭》、《辨樂論》、《隋·樂志》、《呂覽》、《大戴記》、《漢書》、《周禮》、《列女傳》等古籍中的《卿云》、《盍歸乎》、《薄招雍》等52 首逸詩的篇目；后匯集了《戰(zhàn)國策》、《墨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說苑》、《史記》、《集韻》、《列子》、《左氏》、《國語》、《荀子》、《戴記》、《大戴記》、《莊子》、《尚書大傳》、《管子》、《漢書》等文獻中引用的未出篇名，只云“《詩》曰”的43 段詩文。

如上述之類的條目在《焦氏筆乘》中比比皆是，均為焦竑潛心鉆研古籍的結晶，對于研究古代文獻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上面從音韻、文字、辨?zhèn)?、注疏、考據等幾個方面，摘取例證論述了《焦氏筆乘》所包涵的文獻學內容。此外，該書還有涉及目錄、輯佚、專題資料匯集等等多方面的大量條目，限于篇幅，不再具體論述。

總之，《焦氏筆乘》內容廣博，包含著豐富的文獻學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論述明代以及中國古代文獻學發(fā)展的歷程，不能忽視對《焦氏筆乘》的探討。

（原載《陰山學刊》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