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帝讀了這份上書后頗以為然，堅定了變法的決心。二月二十日，康有為第七次向光緒帝上書，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彼得大帝為榜樣，以君權厲行變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為等人組織了保國會，由御史李盛鐸領首。守舊大臣攻擊該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 [33] 甚至要追究入會之人。光緒帝則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 [34] 有力打擊了頑固勢力的氣焰，支持了維新派。

四月，選派宗室王公出洋游歷；載湉親選親王、貝勒，公以下閑散人員由宗人府保薦。召見康有為，命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頒布“定國是詔”，開始百日維新。五月，載湉詔立京師大學堂；陸軍改練洋操；自下科始，鄉(xiāng)、會、歲科各試，改試策論；詔八旗兩翼諸營，均以其半改習洋槍。六月，詔改定科舉新章。七月，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仆、鴻臚諸寺，歸并其事于內(nèi)閣，禮、兵、刑部兼理之。賞內(nèi)閣侍讀楊銳、中書林旭、刑部主事劉光第、江蘇知府譚嗣同并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詔袁世凱來京。維新派于上海創(chuàng)辦《時務報》，以汪康年為總理，梁啟超為總主筆。

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從北京紫禁城發(fā)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詔令，畢竟是光緒帝革舊圖新決心的體現(xiàn)，畢竟使維新派的變法愿望得到部分實現(xiàn)，這就在文教上打擊了舊學，提倡了新學，經(jīng)濟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的近代化，政治上給人們某些言論、出版、結社的權利，因而具有進步作用。新政詔令卻遭到封建守舊勢力的抵制和反對，許多頑固大臣引慈禧太后為奧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緒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張膽地阻撓新政，致使光緒帝的變法詔書大多成了一紙空文

戊戌政變

從新政詔令頒布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就預謀著對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的諭令發(fā)布當天，慈禧太后又脅迫光緒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官員，須到頤和園向她謝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親信大臣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以控制京津一帶的兵權。光緒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并對王照予以獎賞。次日，他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賞給四品卿銜，參加新政。

這一行為觸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載湉又任命維新派重要人物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nèi)閣候補侍讀楊銳、內(nèi)閣候補中書林旭擔任四品銜章京，處理新政事宜。后來維新派又企圖聘請當時已經(jīng)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擔任顧問，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實現(xiàn)。與此同時又有眾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頑固勢力聚集到慈禧身邊，請求她出面制止變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撓新政的李鴻章逐出總理衙門。光緒帝的這些反擊措施，進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策劃，京津一帶也盛傳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將廢掉光緒帝。